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似乎已成定局，至少在主流观察家眼中是这样的。
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国为例，每隔数月，职司关注高等教育的美国媒体《高等教育纪事报》（HigherEducationChronicle）就会撰文讨论该话题。偶尔《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也会刊载学者对高等教育作出的预言。近年来的美国大学关门潮更是为这一话题注入新的动力。据报道，自2020年3月以来，至少47所美国大学宣布关闭或合并。自2016年以来，这一数字是91所。哈佛商学院教授，著名的《创新者的两难》一书作者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Christensen）在2013年预测，在未来数十年间会有至少一半的大学面临破产危机。
克里斯滕森的立论基于简单的商业逻辑判断。若将大学视为需自行负担运营成本的机构，那其必须实行盈亏平衡，但目前许多大学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2019-2020学年全美高等教育（Post-secondaryEducation）收入为7450亿美元，开支则为7190亿美元，仅能堪堪维持行业整体平衡。若考虑不同大学间的悬殊差距——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同一学年的收入可以达到345亿美元——许多声名不彰的学校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
未来则更不容乐观。正如那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未来数十年美国高中生毕业人数减少，大学生源规模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学费收入以及政府补贴减少，目前的盈亏平衡将更加难以维持。
缩减的生源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正在缓慢下滑，自2010年的接近400万人，减少至2021年的360万人。美国教育部也同样预测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将在2024-2025学年达到高峰，此后就将开始缓慢回落。由于美国年轻人拥有高中学历的比例高达94%，高中教育基本已经全面普及，美国大学面对的学生群体正在缩减。
雪上加霜的是，过去十年间美国大学整体入学率甚至在逐步下滑。同样来自美国教育部的数据，美国18至24岁人群的整体大学入学率自2010年的41%下降至2021年的38%。其中亚裔与白人大约下降了5个百分点，非洲裔美国人的入学率也有所下降。男性大学入学率下滑幅度也要高于女性。也就是说，不仅高中毕业生整体人数下降，他们的大学入学意愿也相应降低。
分析指出，这与目前美国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的意愿有关。美国教育部统计大学入学率时，将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与四年制的大学合并统计，两者的整体入学率分别在10%和30%左右。然而，社区大学的价值并不为太多人所认可。许多高中毕业生也时常纠结于是直接工作，还是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在2020年前后，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诞生了大量对中低端劳工的需求。这部分是由于近两任美国总统将制造业迁回美国的努力，也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服务业劳动力缺口增大。随着这些岗位的时薪增加，他们也吸引了更多高中毕业生直接就业，放弃就读社区大学。
与此同时，四年制美国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也成为美国人选择大学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自2010年到2021年，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四年制大学学费上涨约10%。自1963年以来，美国四年制大学的学习成本更是增加至原先的23倍之多。尽管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能为学生带来更高收入，但并非所有专业都是如此。计算机、法律、医学、金融这些在美国十分强势的专业或许能让毕业生在数年后迅速获得稳固的中产阶级地位，但历史、英语、哲学等人文学科却并非如此。数据网站的测算指出，在此后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艺术史专业毕业生通过学位获得的投资回报率为-21.4%。教育学和人文通识专业则为-7%左右。仅就经济回报来看，读这些专业还不如不读。
这些都改变了许多综合性大学的生态。自2012年到2021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人文学科学生数量减少了46%，波士顿大学42%，塔夫茨大学50%。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部分校区考虑彻底裁撤所有的人文学科专业。收缩的学校规模，与越来越少的生源一道，成为了大学整体性衰落的又一个注脚。
扩招的大学
然而，如何理解由于人口减少而带来的高等教育危机，实际上仍取决于观察者采用的参照系。若以2000年前后高等教育的“鼎盛”为坐标，自然会得出如今大学陷入困境的结论，但若以1945年为坐标，同样也可以将现状理解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泡沫之后，高等教育开始重新寻找供求平衡的调整期。
1944年到1945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考虑士兵复员问题。数以百万计的成年男性重回国土，将对美国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罗斯福并不想重蹈数十年前的覆辙。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老兵们带来了混乱以及不容情面的军队作风。他们攻击一切他们认为不妥的事物，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似乎就要蔓延全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战后的头几年里，全美的诸多骚乱，大多是因为士兵成群围攻他们所认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到1930年代，大萧条更是沉重打击了始终无法在故国找到工作的老兵，让他们陷入赤贫。1924年美国政府通过的老兵抚恤法案中承诺的补助款也从未到位。1932年5月开始，2.5万名一战老兵在华盛顿举行长时间的游行，一度迫使胡佛总统关闭白宫，取消一切行程。最终，政府将老兵们渲染为共产党人，并动用军警暴力驱散，才将持续了整个夏天的骚乱平息下去。
罗斯福不愿看到这一切在1940年代的美国重演。于是他和民主党人一同制定了完整的退伍军人安置方案，即1944年《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经过此后的一系列修订，美国政府决定为愿意接受大学教育的退伍军人提供每月500美元的补贴，基本可以覆盖学费和生活费。
此后的1946年到1949年，平均每年有100万名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相较之下，在战前每年的大学入学人数也不过只有140万人。为了能够接纳这些老兵，许多大学不得不大幅扩张规模，以容纳数量翻番的学生。老兵们彻底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性质。如果说战前的美国高等教育还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独享的机制，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兵大学生出现，它向美国人普及了这样一种观念——高等教育应该是平等的、普惠的、人人均可以享有的。
此后，美国很快进入经济繁荣期。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也随之出现。人口快速增加，再加上高等教育普及的理念，为此后数十年间的美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打下了基础。如今每年有超过150万人进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读书。几乎所有人都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大学面临的招生困难，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高等教育终于扩张到了第一次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它暗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权利，得到了全面普及，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大学刻意一味追求扩张，而无需顾虑扩张带来的运营成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大学的内涵
在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其内涵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或许是如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危机的另一面。
当代高等教育体制被认为是起源于中世纪，上承古希腊时期的讲学机构功能。按照城市史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大学起源于城市，并承担了文化贮存、传播交流、创造发展的功能。“大学脱离直接的社会责任，通过师徒之间的直接交往，对文化遗产重新严格评价、并继承和创新。”大学因而具有一种独立性，脱离市场、城市、政治而存在。
然而随着过去千年中，民族国家成为主流政治形态，政治对社会各方面的掌控力都日益加强，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也被逐渐削弱，进而在各个方面成为了社会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高度集中的苏联，国家整体规划和调控高等教育。一方面，苏联高等教育向工农出身学生倾斜，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阶级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其对工程和理工学科的强调，也反映了苏联国家的利益需求。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大学的知识与技能，让苏联快速工业化，来保障国家实力，以应对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形势。
在美国，国家虽然无法以强制性政令实行管控，但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会让国家利益渗透其中。著名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写道：“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地位。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
当政府资金撤出之后，这些学科建制很快陷入困境。1971年美国教育部对亚洲研究的资金从720万美元削减到320万美元，许多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学者迅速指出，这将会让这些学科的未来处于关键的“道路交叉口”上。他们担忧缺少政府资金支持，会让一些学院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如同罗斯福的《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所显示的那样，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实现高等教育的扩张或收缩，从而为退伍军人安置，乃至更广义上的婴儿潮人口安置提供帮助。换句话说，在高等教育成为普惠性权利的背后，也有着美国政府对于短期内巨量人口增长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动荡的担忧。将人口更多安置在大学之中，延长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就可以为经济扩张争取更多的窗口时间，创造能够容纳这些人口的工作岗位。这一点在许多后发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都能找到相似的例子。
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如今美国公立大学40%的收入来自于政府拨款，相当于政府资金为每一名全职学生提供了2.1万美元的补助。在私立非营利大学，每位全职学生为学校带来的补助也高达1.1万美元。通过这些资金，政府在大学的运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芒福德赞扬的大学独立性渐渐丧失。在高等教育越来越多与社会绑定在一起之后，大学也因此更多反映了社会整体结构的面貌，而非在19世纪及以前的精英、贵族责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今社会是一个以金钱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社会，“投资回报率”也随之成为了人们就读大学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能够获得较高经济回报的专业得到青睐，传统意义上大学中理应强势的人文学科变得边缘。
同时，高等教育也参与到了社会现实的复现和再生产之中。自1980年代以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成为收入最丰厚的行业之一。研究者随即发现，华尔街也同时形成了以常春藤名校为基础的招聘文化。人类学者何柔宛在研究了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之后，援引受访者的话，“如果你去了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那么只有两种职业路径可供选择：投行和咨询”。何柔宛认为常春藤大学和华尔街形成了奇特的联盟，“不只是大多数银行家来自于少数几个精英学校，而且大多数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认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唯一合适的生活方向首先是投资银行，其次是管理咨询。”
这也促成了当下美国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向最负盛名的几所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近年来的录取率都创下历史新低。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它构成了广泛的社会焦虑，也让美国高校招生成为社会矛盾焦点。2019年，威廉·里克·辛格被控贿赂大学招生人员，引发美国震动。亚裔家长挑战哈佛大学招生规则，也说明对名校的渴望已经成为近乎事关生死的要事。
正是在这些压力之下，大学的定位变得模糊不清，它是应该更多承担中世纪那种传承知识的责任，还是成为调控社会问题的缓冲期，又或者是如克里斯滕森所观察到的那种以盈亏平衡为目的的市场机构。这些混杂不清的职责中，有学者提出了“多维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它承担的功能太多，以至于“大学中的一部分，与其另一部分发生冲突。”
于是，高等教育所有表面上的危机都指向这样一个开放性问题——当下的社会究竟需要多少大学，以及这些大学应该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