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丨明亮
2012年7月硕士毕业后，程猛成了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那时他住在地下室，早晨半截窗户会有些微光，只能看到行人匆匆的脚步。尽管中学教师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但他依然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
“可能我还可以尝试去做研究？”尚未磨灭的学术热情驱使他报考了母校北师大的博士研究生。幸运的是，他被录取了。回到高校，程猛找回了自己舒服的位置。后来基于博士论文写就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一书得到同行和媒体的赞许。
读博期间，恰逢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全职在北师大任教。威利斯教授因其代表作《学做工》而富有盛名。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书，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以及为何继承父业，或者说，英国的阶级是如何固化的。当今天的中国学界谈到教育与阶层分化时，《学做工》是绕不过去的书。在北师大教学并和中国各类人群接触后，威利斯试图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青少年的教育和失业问题。他观察到，以高考为分界的两类人（上大学的和“落水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转型。
尽管英语不好，但在学术热情的鼓舞下，程猛多次主动和威利斯交流，并以自己的研究回应了威利斯的关注。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中，程猛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一群农家子弟如何攀登教育阶梯、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故事，以及他们经历的社会流动。他在书中试图理解这一群体的独特心性和矛盾纠缠、时代和命运赐予的礼物和代价。这是一段和出身缠斗的文化旅程。
“某种意义上，许多读到高学历的农家子弟，经历着一种特殊意义的阶层旅行。”这一群体经历着长距离的教育流动，试图凭借自己的坚韧获得文凭并以此打造出交换未来的货币，也在遭遇外部压力时生发出更严重的挫败感。“他们在生长、求学、工作的不同时间里身处的环境是激烈变化的，也同时体验到中国社会里不同阶层、不同处境人群的生活，他们看见并承载了当代中国社会各种或显或隐的张力。”
程猛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描绘的“断裂社会”，从性别、阶层到代际关系等议题，都有传统和现代的各种标尺混在一起。中国用100多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人的心态不免会陷入多重矛盾，许多人遭受的身心痛苦正源于此。
在博士后阶段，程猛将目光聚焦到有抑郁体验的博士生身上。在社会时钟以及读博时钟的双重压力下，博士生们在社交媒体上倾诉着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说的抑郁体验，甚至要休学、退学。这些学习优胜者为何忧郁，他们的心灵经历着什么？
程猛认为，博士生所承载的压力也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密切相关。虽然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的博士生各有特点，不同的导师有着不同指导模式，每个人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也不同，但相似的是读博时钟一直在滴答作响。博士生一旦遇到学术上或生活上的意外，例如生病、休学和延毕，就很容易被脱轨的压力所吞噬。“社会强烈地追求效率，每个人都想要在每个地方追求金光闪闪的东西，一路顺风顺水，容不下任何差错。但礼物有价格，光的背后都有阴影。”
以下是程猛与正午的访谈。
农家子弟行走在雾中
正午：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寒门贵子，即高校的农家子弟这一群体的？
程猛：这跟我自己成长的环境有关。在我成长的时代，城乡户籍的身份含义非常明显，既有很清晰的界限，也有好多对农村污名化的东西。农村出来的学生，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身份上的边缘感，一种被排斥、被轻视、不被看重的感觉。
正午：具体是哪些事情？
程猛：生活在村里和城里，很多方面的感觉完全不同。一般都认为，城里的生活方式更优渥。比如有城里的亲戚跟我说，周末会去公园。小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公园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哪些好玩的，总之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又比如我们在村里见到城里来的小孩，大都很干净，说话跟我们不太一样，像是某种“文明世界”来的，而我们来自更低的世界。当然，一旦向外求学，城市生活的特点都会显现在你身边。
高中时，我去市里上学。有同学当时在用淘宝买球鞋，而我完全不知道淘宝是什么。有一次晚自习停电，有同学说“我们去KTV”。对我来说，KTV是很陌生的东西。即便你的成绩比别人好，但实际上我们的生存处境非常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只是因为教育而相聚在同一个时空下，被聚光灯照射。当灯熄灭，就会各归其位。
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会塑造非常不自信的心态。无论成绩再怎么优秀，也会觉察到，你和其他人之间还有非常多的界限和隔膜。
正午：求学过程中，哪些节点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程猛：高一有段时间，我的成绩落后了，这是非常致命的。入学时我是二十多名，那时掉到倒数几位。我的理科成绩不好，物理还不及格，打击非常大。加上独自一人在市里上学，举目无亲。当成绩不如别人好时，整个人就没有了支撑感。那段时间，一到周末，我就经常去网吧，包夜上网，麻醉自己。后来我妈妈发现了，她没有严厉批评我，但我记得她哭了。
高二分班学文科之后，不考物理化学，我的成绩进入到比较靠前的行列。这是我熟悉的安全位置。这意味着，我在学校有可以被尊重的方面。要不然，我怎么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认可呢？我害怕自己变得无足轻重。如果没有一点光芒，在一个处处不如人的地方，会感到很绝望。这样的心理很强韧，也异常脆弱，随便一点风雨就会摧毁你仅有的希望。
寒门家庭的孩子，就像是在一片雾中行走。当下的世界不只是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也和他们从小生长的那个世界很不一样。上了大学，具体问题更多。比如怎么跟老师交流？读研还是工作？我到底应该锻炼什么能力？有的人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凭感觉往前迷迷糊糊地走，有的人能很快适应、领悟。
很多进入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看起来早熟，其实却是晚熟的人。他需要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很多时候要以各种挫败为代价，人际上、心理上的失败。通过头破血流的失败，才能够逐渐框定世界的模样。
象牙塔尖的忧郁
正午：为什么近年会关注博士生抑郁的问题？
程猛：在博士后阶段，我想尝试做一些应用性更强的研究，但探索并不成功。在确定研究的主题过程中，一位合作老师说，她发现我讲到这个题时，眼里有光。
学了教育社会学，我们不免会把许多教育问题问题归结为社会、政策和制度上的症结。但各种政策最终作用到的是人，而人的体验、感受等日常生活没法谈的东西，反而构成一种观察的缝隙。如果能够借此看到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心理塑造过程，对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理解其他人，理解自己，理解政策的出台和变迁，都是有意义的。
现在，整个科研文化有许多扭曲的地方，从硕士生、博士生、青椒到深陷科研管理体制或与之缠斗的资深学者，各有各的苦楚。我们大多忽略了表达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制度钳制的心理感受，并将许多扭曲视为正常，或将正常视为异常。
正午：据您观察，博士生抑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程猛：学业肯定是主要方面，未被实现的渴望是问题的中心。并不是说，一旦读博，每个人都会希望变成某种知识精英，其实梦往往是被一粒粒小石子击碎的。有的人会长期陷入低落的情绪，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好一些事情，而是某方面的事情让他挫败，找不到方向和出路。或者说，读博的压力大，不是因为在收入等方面落后于同龄人，而是因为他没办法做好一件自己想要做到的事。这让他非常痛苦，形成一个漩涡，它不一定是比较意义上的痛苦，而是一种在自我实现意义上的痛苦。
正午：和这些博士生的接触和访谈中，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程猛：偶然认识一位博士后朋友，她是少数几个在读博期间有自杀尝试的，甚至有两三次站在学校最高的楼上，在想自己要不要跳下去。
我们在想象中可以给出很多解释，比如她可能和导师沟通不顺、项目进展不顺、失恋或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但实际上，当一个人面临这么多问题，处于那样一个艰难的处境，她同样是在雾中生活。可能每走一步、每过完一天都是很难的，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如释重负。
正午：一般抑郁体验包括哪些呢？
程猛：抑郁的躯体化表现，有持续的早醒、失眠，对自己平时喜欢的事物也失去兴趣和欲望等。博士生群体的症状类似，这和具体环境下的压力也是分不开的。但我好奇的是，在这些症状背后，社会性的心理体验是怎样的？我想梳理出一些更具体的形状。例如压力过大究竟是一些什么压力？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贬低和敏感，贬低的是什么，敏感的又是什么？我还想要探讨，自我崩塌之后重建的时间秩序和可能性，又是怎样一幅独特的图景。
正午：和其他群体相比，博士生的心理问题有哪些特殊性？
程猛：这群人经历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也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心理韧性大都比较强。他们的特殊性在于所处的情境。我文章的标题叫《象牙塔尖的忧郁》，象牙塔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情境——学术生活是由确定的制度和充满不确定性、很容易失去掌控的学术研究共同组成的。我用了一个词，叫“读博时钟”，即社会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有着特定的期待，读博同样面临这种期待以及它所带来的一股股压力。
读博之所以抑郁，有原生家庭、情感、学业的问题，但最强烈的表征就是，我们没办法沿着象牙塔和社会认可的读博时钟前进，主流秩序被打乱了。这种打乱不仅意味着别人开题了，我没开题，或者别人发论文了，我没发论文。这种打乱，意味着一个人和重要的、既定制度性关系之间出现了难以缝补的裂痕。比如读博延期，家人会开始抱怨：“别人的小孩都工作了，你还在读博，还不能独立，还要我供着你，老师怎么看你？”在学校层面，你的成果出不来，延毕，就常常没有补助、奖学金和住宿了。一个人即将35岁，学术市场又各种难题卡“35岁”。这一切合在一起，汇成源源不断的压力。
正午：国外读博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程猛：有共通的地方，全球的博士生压力都很大。任何一个人想做出学术创新都不容易。中国的特殊性，可以放在“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下理解，特别是我们的学术生态。其实，目前的的学术生产、培养和评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
举几个例子。比如，现在讲“破五唯”，但很多学校还有着严格的对博士生在高级别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也要被监测和评价，而硕博士生是重要生产力。另外，在一些期刊上，博士生、硕士生不能作为第一作者，甚至在有的期刊不能作为作者之一。这是因为，在现在的期刊评价体系下，引用率很重要。所以，期刊会倾向于发表已经有影响力的人的文章。如果发表太多正在读博的新手的文章，期刊就面临掉下去的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处于上升期或者想保住位置的期刊，资深的学者是受欢迎的，硕博士生则面临更多的发文挑战。
再比如，无论什么学科，博士生导师能否招生，都要看课题多少。有课题就能培养好博士生吗？而没有课题就培养不好博士生吗？偏人文性和理论性学科的人才培养，很多时候并不那么依赖课题。于是，在这种制度下，一些真正的好老师、有独特原创性的老师往往招不到博士生。一些能够招生的导师，往往也在这个体系下不得不拼命一年一年的申请课题，申请下来了就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去使用。
很多高校想要管理和掌控学术生产，想要每一个人都为学校和学科排名又快又好地贡献力量。但是，真正的研究者都厌恶过度的掌控，需要一片自由思想的沃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学术培养和评价制度，并不是按照原创性学术工作本身的逻辑来设定的，常常是高度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的思路。
正午：博士毕业面临的就业环境，近几年经历了哪些变化？
程猛：从大的结构性环境来说，博士文凭贬值是必然的。但其实不少高校也面临有博士学历的师资不足的问题。
过去，一些大企业有比较强烈的意愿招聘博士。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企业开始退缩，高校就成了趋之若鹜的地方。在经济下行周期，学校的编制和国家拨款都会相应减少，博士生就业确实会更艰难。
最长距离的阶层旅行
正午：从“寒门贵子”到“象牙塔尖”的博士生，您选择研究的都是高学历人群。
程猛：其实，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韧性走在学业系统的前面而已，这个群体里很多人在社会里并不是强势的人，很多方面是弱势的。比如博士生和抑郁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他就更不是什么“优胜者”了。
这些群体中的不少人都具有“阶层旅行者”的意义。他们的生长、求学、工作的环境是激烈变化的。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时体验到中国社会里不同阶层的生活。他们没有一直停留在农村的社会，也并非只在城市社会生活，他们身上同时具备和承载了这些社会张力和矛盾。
威利斯研究那些“子承父业”的家伙们，我去研究那些“子不承父业”的“读书的料”。在中国情境下，这些人如何实现社会流动？在这场几乎是最长距离的社会流动的旅程中，他们有哪些独特体验？教育带来的礼物和代价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群体具有典型性的样本。
人们常常只看到他们的博士生身份，但没看到，他可能是一个农村出身，或者来自城市工薪家庭，他可能面临学费延期，没有地方住，缺乏经济支持。如果看到这些，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强者”。
我其实不太喜欢“寒门贵子”这个词，他们哪里“贵”了？他们唯一能够获取的，就是用以交换未来的学历、文凭。但也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在道德和情感世界里有着沉重的包袱。
我们要有健康的、向上流动的畅通空间，还要持续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异，特别是让处境不利的群体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各个群体才可能和谐相处。如果贫富差距特别大，各阶层关系紧张，就会变成像韩国电影《寄生虫》描摹的那样，谁都不可能安稳。
正午：个人经历上，您也是“阶层旅行者”。是否有很多个人的切身经验渴望表达？
程猛：艾伦·卢克曾说，“学术研究就是个人自传”，人文性的教育研究会特别体现这一点。做学术研究常常要分享和袒露个人体验，但是你不能只依赖体验，还必须借助他人的体验。这些体验能够帮你去把握住这个时代里一些真实和有重量的东西。它不是从你而来，但可以借助你的手、你的眼睛和你的思考，做出转化性的表达。这种表达往往能超越个体经验，转化为公共的声音。
正午：您最关切其中的哪些问题？
程猛：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强弱转换。在某个维度上的很强的人，也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反之亦然。强弱的转换，往往意味着不同情境、不同视野的转换。个人和社会都需要一种强弱转换的视野。如果强者根本不理会弱者的想法，弱者就会仇富，那会产生很多结构上的怨恨。这个世界充满了有形的、无形的沟通和理解屏障。比如在底层学校和决策者之间、老师跟学生之间、学校领导和普通老师、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隔膜。处于边缘和非中心的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
学术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世界变得可沟通，尤其是那些被忽视和被隐藏的方面能够表达出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表达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正午：你会给正在读博和计划读博的年轻人提什么建议？
程猛：每个读博的人都有自己的挣扎，我没有什么资格给出建议。但我相信，很多人是能够走出来的，而这依赖于一个更健康的学术生态。面对结构性的学术困境，个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也要尽量调试，形成稳定的自我评判，或者说道德秩序，不全然以外在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即便那些看似坚不可破的东西，你也可以从中看到标准的缝隙。要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有自我的欣赏和肯定，静待自己的空间。
正午：您最近还关注其他哪些问题？
程猛：近期，我还在关注县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辍学、家庭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团队的田野研究发现，不少学生的辍学都和手机有关。学生手机被没收或者管控，进而导致辍学，甚至自残、自杀。我之前还参与过PEER毅恒挚友组织的县域高中生的画像项目，分析县域高中培养的学生和北京重点学校的高中生相比，有哪些内在的差异。
此外，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田野。家庭并不纯然是私人领域，它有社会强烈的的结构性投影，也潜隐着各式各样的情感和挣扎，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对于正在经历困难境遇的人，我没有信心能够以研究的方式帮到谁，或者指引某个确定的方向。但我们可以把雾中行走的故事写出来，这样我们至少能够看得见彼此。
——完——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