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在686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为副团长。因为国民党不承认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
但在我军内部,杨勇仍是人们心中的政委。
不久,李天佑被调走,杨勇便是团长、政委一身担了。
吕鸿于1938年4月带着近百名“学生兵”,被分配到了115师686团。
数月之前,吕鸿参加了临汾“学兵队”,从学兵很快就成长为了副区队(连)长。
刚到团里,“学生兵”被安排在连队充当“文化干事”,吕鸿自然是“文化干事”的头,被任命为团直属队教育组组长。
杨勇对于他们的到来,非常重视。在一次大会上,他护犊子地讲道:
“各级领导,务必万分珍惜这些加入到我们部队的新鲜血液……决不允许他们受到任何意外伤害,否则,我要拿你们是问啊!”
这位久经沙场,立下卓越战功的青年将领,给吕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才晓得,杨勇只比他大两三岁。
那么,吕鸿是如何成为杨勇的秘书?
篮球场上的默契配合
来到团里,吕鸿听说,红军时期杨勇便是红一方面军第四师的政委,而686团正是在这支部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吕鸿为加入这支有着红军光荣传统的部队,而深感荣幸与自豪。
那会儿,部队正在休整,每天下午的游戏时间,不少团直的干部、战士都去打篮球。
吕鸿曾在学校篮球队打后卫,到了篮球场时,他发现杨勇总是打前锋,而且投篮很准。
于是,在赛场上,吕鸿和杨勇配合默契。每次投篮得中后,围观的人一齐鼓掌,为团长喊“加油”。
一次打球中间休息时,杨勇忽然走到吕鸿的面前,喊了他的名字“吕儒琦”。那是他的原名,1939年他才改叫了如今的名字。
吕鸿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杨勇哈哈一笑,说:“你是我亲自从学兵队挑选出来的唯一大学生,我怎么不晓得你的名字呢?”
事后,吕鸿在一份墙报上,专门画了一幅“团长和我们打篮球”的图画,没想到,此事传到了师政治部,吕鸿受到了表扬。
因吕鸿的文化水平高,杨勇还让他举办了几期以连、排干部为主要对象的“文化补习班”。
每期约100人,都是红军的工农骨干。
相比他们,吕鸿当老师绰绰有余。但在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丰富的实战经验等方面,吕鸿却是一名“小学生”。
因此,他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把“补习班”办好。
1938年,343旅政委肖华来到团里,组织团首长学习马列主义原著。杨勇让吕鸿做他们的“学习秘书”。
吕鸿心想,我对马列主义原著只是一知半解,怎么敢在这些首长面前班门弄斧呢?
但在杨勇的坚持下,吕鸿还是担任了这一职务。
直到同年8月,肖华要准备东进之事,才把首长的“学习组”给停办了。
这样一来,吕鸿也从这一尴尬任务中,解脱了出来。
9月,686团和685团的一部分,在115师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的统一指挥下,创下了闻名军史的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
在其中的一场伏击战,杨勇发现几辆汽车上,有不少敌人的文件,他命令吕鸿带队先押着一辆,迅速开去指定地点。
不料,汽车行驶在途中,被藏在山底树丛中的敌人袭击了。子弹朝着护送人员的头顶呼啸而过。
有一颗跳弹从岩石上反弹过来,从吕鸿的下颚擦过去,击中了车上面的一位警卫员。
警卫员当场牺牲。这时,一起押车的战士,不知所措,都慌忙准备跳车。
吕鸿自己被擦伤,但清楚这只是一颗跳弹造成的偶然事故。
于是,他阻止了大家跳车,并催促司机加快速度。到了目的地后,杨勇表扬了吕鸿,还让卫生队队长亲自为他治伤。
11月,吕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吕鸿任杨勇的秘书
1938年冬,115师686团奉命组建了“东进支队”,从晋西向山东挺进。
“东进支队”顺利渡过汾河和同蒲铁路日军封锁线,接着要翻越绵山。
为了保密,部队必须另开一条没人走过的山道,这一重担落在了团工兵连的身上。
时值寒冬,战士们冒着风雪,仅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镐等,一步步向上攀登,终于完成了任务。
事后,全连90%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在杨勇的关怀下,伤员们全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虽说新的山路已被开拓出来,但还是不好走。不仅崎岖不平,还有积雪覆盖。这时,有些体弱的、有病的,总想歇一歇。
杨勇跑前跑后,催促大家“不能停,快快爬。”
吕鸿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跑在最前面。杨勇鼓励他:“好样的,带头爬啊!”
爬了好久,才翻到“后悔沟”。带路的老乡说,人们从山下跑到这里,不免精疲力尽,后悔不已。故此得名“后悔沟”。
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翻过绵山后,部队来到襄垣县,上级指示他们就地休整。也就是这时,吕鸿调任杨勇的秘书。
吕鸿的心情既兴奋又不安。他很乐意为杨勇服务,但毕竟自己学的是理工,从未专心于文科。突然要当首长的秘书,他担心难以胜任。
杨勇对他说:“部队东进山东后,有不少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和一些党外人士、友军上层打交道,还要做好当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这些都需要你这个大学生来帮我料理啊。希望你安下心来,做好秘书工作。”
吕鸿听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作为杨勇的秘书,吕鸿除了做些书面记录,草拟书信外,还要跟着首长观察驻地周围的地形,标识军用地图,整理书籍等。
虽然繁琐,但能学到不少东西。
由此,吕鸿的成长速度也很快。
后来,离开杨勇后,吕鸿继续在军队尽职尽责的做事。1955年,吕鸿被授予大校军衔。
晚年的吕鸿,对身边人常说:
“杨勇首长对我的关怀、培养和言传身教,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