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文化”可能是一个研究最为广泛，但理解也最为多样的领域。世界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定义，就有上百种之多。在我国当前，文化、文明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且因为它们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之一，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这种紧密联系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罕见的。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启蒙图强的探索中，形成了向西方学习、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主线，把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视为从器物上、制度上和观念上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这与西方作为现代化先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不同，后者是用从西方希腊罗马文明发现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基因来反对中世纪的“黑暗”逆流，而中国在探索走向现代化的初期便形成了某种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取向。
我不敢说这完全是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但的确有众多西方的经典思想大家都对中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和《世界史讲演录》中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即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时间演变历史的国家，所以没有发展和进步，只有王朝的更替循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以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认为，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体系发展不出来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中国人不缺乏智慧和技术，但巫术的理性化体系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只有从新教伦理才能生长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出类似判断的西方经典思想大家还有很多。
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知识界在变革图强中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取向，这是一条明线。无论是改良传统还是革命传统，都与这条线索的叙事紧密相连，已经有诸多著作在分析这条思想线索。但其实我们容易忽略与之并存的另外两条线索：一条是日常生活的线索，中华文化是刻写在中国人文化基因里，融化在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中，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日常生活习俗和礼仪以及天下观和价值观里的，是抹不去也断裂不了的；另一条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变革图强思想理论的深层文化熏染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自觉。社会学最初在中国被称为“群学”，并被阐释为强调国家和社会整体力量的群体主义思想。这种古为今用的深层文化熏陶，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也逐步发展成一种中国文化自觉。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文化建设研究的重要性，更因为我们要塑造和实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愈加凸显。“文化”和“文明”在中文中因为词汇相近而常被等同使用，但在西文中二者的词根完全不同，从词源学上说二者的含义也有很大区别。“文化”实际上就是“人化”，有了人类的活动就有了文化；而文明是与文字、城郭和社会礼仪等的出现相关联的，并往往与蒙昧和野蛮相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史，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史都能形成自己的文明。
虽然关于文化、文明的研究很多，文化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实践中又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并没有“文化学”这样一种学科，文化研究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而且主要涉及文、史、哲等人文科学。这种研究状况不仅影响了文化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共识，也难以满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需求。文化研究需要加强学科化建设，也特别需要经验学科的更多参与。（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