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大学2024届工科毕业生可岱想进腾讯做游戏策划，从暑期实习生招聘到秋招，他一共面试了19场。从第一志愿的游戏策划岗，到完全不搭边的运营岗和发行岗，他不停地落选，被打捞（不同部门可自主在公司人才池内浏览筛选感兴趣的求职者），又落选。最终全部失败。
大二就在大厂实习的社科专业本科生赵希一个暑假面试了30次。她已经习惯像夹娃娃机里的娃娃一样，被从人才池里反复抓取又放手。被心仪的阿里巴巴岗位拒绝后，她感觉自己留下了“面试后遗症”，和人聊天要用“首先、其次”开启对话，“结构化地给出回答”。
疫情以来，每年都在印证着“最难就业季永远是今年”的预言。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盛来运指出，今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是1176万人（创历史新高），“尽管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也在积极为大学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但从一季度情况来看，青年失业率还是略有上升，需要高度关注”。
在“降本增效”等行业变化和人才池打捞制度共同作用下，通向互联网大厂之路更窄也更长了。据应届生求职网发布的《大学生毕业求职成本调查报告》，45.88%的应届生参加了6-15次面试，25.05%的学生参加面试15次以上。当他们兴奋地推开心仪企业的第一扇门，却发现门后可能还有18扇门在等待。
可岱所在年级70人，90%选择升学读研，直接就业的只有个位数。“本科毕业只能去差一点的厂，工资和环境都不会太好，硕士就能去好点的国企。”可岱说。
他是勇闯就业市场的个位数同学之一。可岱不太喜欢自己的工科专业，他喜欢游戏，希望成为一名游戏策划。
面试之路始于2023年的暑期实习招聘季。他听说这一年腾讯计划招聘800多名实习生，据说转正几率超过50%，对有意毕业后进入大厂工作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数字相当有吸引力。
2023年3月2日，腾讯开放暑期实习投递通道。招聘系统不限制求职者选多少岗位，也不限制投递岗位的次数。当求职者卡在某一流程之中，只要进入人才库池子，面试官可以主动发起面试，即使面试挂掉，其他部门也可以再去“捞人”。从公司视角，人才库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网罗人才，从求职者视角，意味着被列入长期“备胎”名单。博主“知书局”写道，一名HR说，“如果我发现不了你的亮点，就只能等面试完所有人再去考虑你合不合适。这个池子谁都不想泡，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可岱只投递了游戏策划岗，但随后被很多非游戏部门“捞”了起来。他面试了好几个腾讯旗下的游戏工作室，面了7次，一面是mentor（导师）面试，二面是leader（组长）面试。
其中三次他卡在第2轮，还有一次卡在第3轮。最终，7次游戏策划面试全部失败。
可岱后面了解到，每一轮面试中面试官会写评价，如果其他面试官看到评价确认能力可以，即使业务不匹配，也会从池子中捞人。就这样，在游戏策划之路触礁后，可岱分别被运营和发行部门又捞起2次。
收到并不中意的岗位面试时他也想过拒绝，但网上攻略说拒绝可能“不太好”，他咬着牙还是去面了，结果“完全听不懂面试官说什么”，好几次第一轮直接挂掉。
暑期招聘季，可岱累计面试11轮，失败11轮。
夏季过去，秋招来临。从九月到十一月，大四上学期，可岱再次投放50份简历，覆盖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有游戏业务的大厂和中厂。其中腾讯游戏不同部门累计面试了可岱8轮，失败8轮。
赵希在广州一所211大学读社科类专业，在今年春季首次勇闯大厂面试。入学时，赵希找学长学姐聊未来发展路径，聊完有些失望：专业不太感兴趣，未来的行业工资也没想象中高。
尽管如此，赵希还是有着“学霸的自觉”，曾经拿过专业成绩第一。
去年六七月，读大二的赵希开始去字节跳动运营岗实习，她决心要在互联网领域求职。大部分同学都在大三才开始找实习，对赵希超强的提前行动能力，她的一名老师评价“不断向上卷，因为害怕掉下来”。
“我自己感觉也许暑期实习的竞争难度比秋招更高。整个暑期面下来，体感非常难。”赵希说。两个月里，赵希一共面试30轮。刚开始她信心满满，认为一个月内就能拿到一个offer，但现实给她当头一棒，然后一棒一棒又一棒。
在腾讯，赵希一共面试了12轮，全是产品经理实习岗，分属微信事业群、内容平台事业群等不同部门。如果推进快，一周可以面2到3轮。整个三月，赵希几乎全部在第二轮单面环节落选。
有网友发帖分享经验称，群面每组10人左右，时长40-60分钟，以分角色无领导小组讨论为主，题目常围绕公司产品展开，如“如何在微信中增加一个新的支付场景并快速传播”。求职博主艾仑田总结，群面失败常见原因是“盲目争抢leader角色，或全程过于低调，毫无存在感”。
和其他人一样，一志愿落空后，赵希不断被从池子里捞起来又放回，循环往复。最紧凑的那一周，赵希临时面试3场。尽管如此，她还是持续扑空。
她感觉像回到高考前夕。“每周小测之后对答案去批改错题，还没来得及去仔细看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二天又有一轮考试上来。”
在腾讯面试多轮的同时，她也接受阿里巴巴的面试邀约，在产品经理岗位面试3轮。最后一轮面试结束，忐忑等了足足一个月，赵希从HR口中得到结果：fail（落选）了。
在阿里的池子里，学生们是另一种“泡法”：无止境的等待——无论是两场面试之间，还是面试之后，等待结果的时间短则两三周，多则一两个月。在赵希的暑期实习生求职群里，每天最常见的消息就是有人提问：“你们今天拿到offer了？”
池子里通常哀鸿遍野：“还没有”“催了两次都没有结果”……
大部分面试官不会告知面试评价。赵希说，有时感觉很好，最后还是挂了；有时感觉面得一般，面试官也给过了。但只要面试官愿意主动发起面试，赵希就会响应，她明白自己没有太多主动权。
一次线上复试里，面试官问：“你实习所属项目的整个大业务，它商业化的难点是什么？”赵希不会答，面试失败。
考完她请教自己的实习导师，导师回答“商业化难点这种问题，问我的上级还差不多”。作为实习生，70%的工作都是无法写进简历的零碎，却要在面试中描述完整的业务全景，表达对业务内容的思考，甚至回答自己如果是leader应该从什么方向带领业务，赵希感到荒诞和不公平，“（最终你）只能合成网上的观点”。
又一个月过去，赵希颗粒无收。她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已经拿到offer，开始自我怀疑，焦虑转化为加倍刻苦，她每场面试都做录音，然后复盘。
4月中旬，在阿里巴巴一个她很期待的岗位面试里，因为一个回答不够好，她“很明显地感觉到面试官突然失去了兴趣”。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像处于不平等的恋爱关系中”，“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失去机会，自我价值感变成负数”。
面试刚结束，赵希眼泪就要掉出来。那天晚上，她不敢回听面试录音，反复自我责备：我为什么差成这样？
面试似乎成了镜子，映照出自己的价值：过了就给自己加一分，没过就减几分。压力大的时候，她去酒吧喝酒，酒精下肚后她总爱问朋友：“*的，大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招聘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呢？丁源是一名本科生，在南方一所大学读经济类专业，也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他大二就开始卷实习，去过投资公司，进过字节跳动，做过运营、产品、数据分析……非技术类岗位几乎全部打过卡。
在丁源看来，日常实习是考研，暑期实习是保研，“暑期实习生会被当做预备正职看待”。他曾经做过腾讯日常实习生，当他开始申请暑期实习才发现，这太难了。
在今年的暑期实习招聘季，他共计参加了14轮某大厂面试。但是如果可以拒绝，他说，自己至少会砍掉10轮面试。
面试中他曾被问道：“你简历上讲做了一些事，让整个部门销量提升几个百分比。有多大的百分比是你的工作造就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做的事能带来提升？”
一开始，丁源像绝大多数新手一样急于自证。面试多了，他总结出一套“面试思维模式”——倒推面试官问这段话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是为了刁难自己，还是想考察某种特定能力？
他推测略带“PUA”的话术，是为了考量抗压能力和压力之下的逻辑能力，属于某种抗压测试。“有点像小孩子受委屈，如果一直哭，是说不清为什么哭的，这时候其中一个小孩子如果能停止哭，冷静地说自己为什么哭，经历了什么。这可能就是他们想招的人。”
十多轮面试下来，他觉得很磨人，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大厂很卷，金融法律行业饱和了，都来大厂卷。”
丁源不喜欢池子，事实上，采访中没有一个面试者认为，被人才池“给了更多的机会”。只是面对巨头公司，大部分人不敢拒绝。更何况，“概率再小，也比没有强”，丁源说。
今年五月初，经历两个月、共计30轮面试的煎熬后，赵希拿到了战果——某大厂产品经理的实习岗。
反反复复的面试给赵希带来了明显影响。接受采访时，她也会不自觉拿出迎战面试的姿态组织语言：她会使用“首先”“其次”开启对话，在过分条理清晰的发言里，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她意识到自己的“面试后遗症”，然后对此再次做出了条理化解析。“这叫做‘结构化’。一般来说，人们做表达时会一边说一边想，最后得出结论。但结构化的表达要求结论优先，再讲如何得出结论。”赵希说。
她解释自己变成“结构化”口语的原因——这是四月中旬那次堪比失恋的阿里巴巴失败面试的产物，“我复盘时，发现自己不够结构化，不清晰，磕磕巴巴，确实没招架住。”
2023年秋招阿里巴巴六大业务集团总计需招1.5万人，其中校招超过3000人；2024年春招美团放出4000个岗位（其中25届转正实习招聘3000人，24届招1000人）；2024年腾讯实习生招聘5000人以上——在前一年，这个数字只有800。
但社交媒体上谈论动辄十几轮的“鬼打墙式面试”的帖子并未减少，还越来越多。
学生们的“体感”并不是幻觉。据《财新》2023年10月报道，猎头公司执一咨询创始人郑楠说，整体上主要互联网公司的人员规模没有大的降幅，甚至秋招还说在扩大招聘，互联网公司体量大，一旦减少校招规模，容易招致负面解读，“但从我们服务方的角度看，它们仍普遍处于较大的收缩区间”。
李胜在求职辅导行业干了六年，客户多来自国内顶级大学和学校排名在QS前100内的留学生。她常帮不同学生准备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的面试。她也观察到“应届生面试十几轮”的现象。在她看来，受经济下行影响，这两年不少公司实际岗位名额有限，高排名学校学生也没有太高的成功率。
“可这些人依然会不断面试，就像被‘耍猴一样’，直到十几轮之后精疲力尽。”
李胜认为超多轮面试是当下内卷求职市场里的“泡沫”。许多高学历生源所竞争的岗位对于人的能力没有太高要求，因为岗位数量减少，学历随之贬值。
贬值最严重的区域是产品经理、运营、战略分析等非技术类岗位。这些岗位因为不限专业，更多依赖经验累积，容易发生不同专业高学历学生“挤兑”现象。
“互联网大厂的‘学历方差’不小，有些岗位仅仅毕业于专科的学生也可以胜任，现在是研究生、留学生都不一定能选上。”李胜说。
丁源也有同感。面试数十次后，他意识到各实习岗位对技能专业度的要求并不怎么高，但大厂招人的欲望也不强。
李胜会在学生面试时全程打电话旁听。有一次一位面试官提问，自家公司要不要做直播带货，如果要，具体要怎么搞。李胜感到“离谱”，“这种决策性问题应该是高管和投资人在一起开会时讨论的，拿来作为面试提问。”
“我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明显感受到，面试难度在今年达到某种顶峰。”李胜说。另外，超多轮面试导致求职者常迷失在岗位描述里。对公司业务和岗位理解需要花时间，获取信息的时间太短、渠道太分散。“同一个岗位在不同公司，可以叫用户运营、消费者运营、内容运营、商家运营、电商运营……”
咨询有工作经验的人也是了解工作内容的有效方式，可这种帮助难以在学校得到，学校就业处爱莫能助，“很多老师自己都没有去职场厮杀过，他们大部分是考公考编上来的”。
在社交网络的求职攻略里，面试是一门“玄学”。赵希有朋友五月才开始投简历，那时暑期实习大部分offer已发完，然而朋友两天三场面试，一周就拿到offer。
是因为暑期快结束了，HR想要尽快把招聘通道关闭吗？或者因为前面的人“鸽”了offer，所以朋友捡漏了一个名额？这个答案可能永远无解，但面试者们总希望穷尽分析。
面试30轮后，赵希觉得拿offer影响因素过多，时间节点、竞争对手、面试官眼缘等，“说不定努力只占30%，剩下70%要靠运气”。为了“攒运气”，疯狂面试期间，从来懒得评价的赵希开始在外卖软件上点好评。
实在卷不到实习机会怎么办？李胜承认，自己有时会建议学生编写一两段假实习经历。
据多家媒体报道，付费实习在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已不新鲜。随着就业难度升级，付费实习蔓延到的行业越来越多。目前与中介机构达成“商业合作”的企业覆盖互联网、快消、传媒、教育、物流等众多行业，在这种模式下，“倒贴钱上班”成为现实。
“实习很难证伪，很多公司不给应届实习生开工资。机构只要开个假证明就可以。”李胜无奈地说，行业里造假的比例逐年升高，“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链”。今年，有位准备简历的学生，一开口吓她一跳——对方说道，“我要开始编了”——这也让李胜认为“离谱”，不健康的实习求职环境已经倒逼学生编造实习，甚至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
她对大厂的人才打捞制度持保留态度，认为十几轮面试后却没能上岸，意味着学生的精力被狠狠地浪费。“如果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没有问题，其人才分拣系统以及评估系统没有问题，这个人不可能反复被轻率地打捞。”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问题，面试官的专业性问题，这些不解决，一个人被同一家公司反复践踏的现象也不可能根除。”李胜说。
但求职者们并无太多的力量去发出疑问。无论可岱、赵希还是丁源，无一对经历过的海量面试表示反感。最明确的情绪表达，也只是说太过频密的失败经历，让自己觉得麻木、茫然。
他们中更多人仍在“务实”努力。赵希在每次重听面试录音时揣测自己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她对一场“有收获的面试”定义简单——面试官能够给出明确反馈，哪怕是负面的，那这就是一场有说法的“求爱”。
她觉得自己逐渐看透，“面试就是营销你自己”。要承认面试官“更上位”的角色，顺着对方走。即使对方并不了解业务，表达方式有误，赵希也会尽量“委婉地做出铺垫”，再“结构化地给出答案”。
可岱却“识时务”地躺平了：“水平差的面了两三轮就不再捞了，水平强的人一路畅通。像我们这种面了很多轮的都是不上不下的。就这样吧，看运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可岱、赵希、丁源、李胜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