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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娃，别再回这山沟沟了，努力留在大城市。”这是老书记段勇庆对我喊过的话，虽然过去了44年，可依旧在我心底发烫，似乎成了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烙印。当年我是何其荣幸，能够在数百名高中生中脱颖而出，成了万众瞩目的大学生。虽然当时恢复了高考，可在我们陕北的一些地方，还是推荐制度。
我叫刘军，平时父母喊我“军娃”，这在陕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称呼。
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兄弟三人，外加四个姐姐和妹妹，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雪上加霜。爸妈没文化，尤其是妈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能是没文化导致心里没底气，平时妈妈很少说话，生怕说错话，被暴脾气的爸爸训斥。
在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幸运的，从小就学习成绩很不错，虽然在爸爸心里，读书不如种地，可我还是喜欢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当然，因为书本中的世界，让我渴望到大城市闯一闯。
小学四年级前，都是在村里读书，当时的老师是一个初中生，教了二十多年书了，和我爸爸算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但为人并不好，主要是懒惰，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老师对我很不错，经常夸赞写字的漂亮，当然这种夸赞，是很公平的，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夸赞，或多或少。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去乡里读书，当时是寄宿生，最煎熬的是冬天，学校的取暖是烧炕，意味着每个学生都得交柴，这种形式，估计只有北方有，或者只是陕北存在。
真正让我感受到外面世界精彩的，就是在乡里读书的日子。
虽然当时没去过县城，可想到自己每周都可以赶集，看着从各个村赶来的老百姓，顿时有了一种优越感。当然，囊中羞涩的我，每次都是一分钱不花，饱饱眼福就很知足。
随着进入初中，乡里只有这么一所中学，距离我家更远了，爸爸一再催促我回家种田，读那么多的书有什么用，生活不可能是只读书看报。但我就是很坚持，每次爸爸让我回家种地的时候，都保持沉默，以此来对抗爸爸。
好在村里人替我说情：“你看军娃学习成绩这么好，一看将来就是当官的料，回来种地好还是当官好？”李翠婶婶说。
“你看人家知识分子，穿西装打领带，和我们这些农村人一眼就区别开了，还是让军娃去读书，他要是没那本事考上大学，那是命中注定，要是考上了，这可不光是光宗耀祖，全乡都替他开心。”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高考也只是听说，我们县城当时还没有正式举办过高考，高中课程也只是刚开始几年，我运气好，刚好赶上。
随着高三毕业，县里依旧选择了推荐制度，我被班主任和校长联名推荐，村里也有老书记推荐，再加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数百名高三学生中成了佼佼者。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凭借父辈的关系，和我一同竞争，对我来说，能不能上大学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肯定会争取，在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五人六的样子，不然爸爸这一关就过不了。
最终，我们这一届高三学生，只有四个有资格上大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了两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当然这位女同学的父母，都是高干，再加上人家本身就很优秀，能够拿到最后一个名额，情有可原。
就这样，我去了武汉读书，千里迢迢，好在当时所有的费用都不用父母管，除了路费之外，爸妈付出的代价很小。当时我只带了67元，记得很清楚，这笔钱还是全村的父老乡亲凑出来的。
初入大城市，给我的感觉除了视觉上的震撼，更多的是迷茫。
四年大学，我很努力，当然那个时候的学生，比现在的孩子要自觉，也没有那么多娱乐的场所，埋头学习，都想毕业后分一个好单位。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留在武汉，要么是在机关单位任职，要么是留校任教，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教书育人，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但结果比预期的要差很多，从分配工作到最后落实，用了两个多月，我在一家水利单位工作，任技术员，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也是自己的专业，能够吃上公交饭，很知足了。
工作第四年的时候，我回了一次老家，这也是我离家八年之久后才见到父母，见到父老乡亲。当时全村人来欢迎，那些爱热闹的叔叔，弹着三弦，唱着临时编的词儿：“葛台村出了个大学生，他的名字叫刘军，身穿西装脚蹬皮鞋，风风光光回家看相亲。”
一向瞧不上我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只是憨厚地笑着，似乎也承认了读书的好处。
如果我是家里的长子，或许能够让弟弟妹妹都有所进步，然而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妹妹都嫁人了，意味着除了我之外，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老书记，我回来了。”当我看到老书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好，回来好，说明你没忘记咱家里人，这些出息了，我们村成了全乡第一个出大学生的村子，以后我们出去在外面也有面子。”
这次回老家，拿出所有攒下的工资，给全村人置办了的确良布，还买了很多乡亲们听都没听过的吃的。
在家住了一个月，就赶回来工作，随着这两年退休，远眺长江，却想着黄河，因为我的家乡被黄河从中间穿过，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老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