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构成。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
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吴宣德先生，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10%”，景泰七年（1456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
接着，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又对此设专章进行了探讨，主要利用各省直部分“乡试录序”等资料，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的肯定性结论。
科考规模及录取率
科考是由各省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而异。
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各省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生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就达“万人”；隆庆四年（1570年），仅选“遗才”的覆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浙江万历十年（1582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而相反少的省份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1499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25万到35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4%，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到1190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29000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6%到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35万到50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到1415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38000到45000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到9%之间。
乡试录取率
在科举各级考试中，乡试竞争是最为激烈的。明初对乡试录取率没有明确规定，但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有以下记载：“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可知当时各省乡试录取率一般应为10%。成、弘间，明廷对“两京应试生儒人等”作出了“止许二千三百有余”的明确规定，因两京规定的解额都是135名，故其录取率都应为5.9%；嘉靖四十年（1561年），复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1名，许25人应试，则录取率下降为4%；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则录取率又下降为3.3%。
成、弘以后，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相对于明初的不断下降，反映了乡试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而事实上，实际的乡试录取率又在朝廷规定的录取率之下。这从以下对成化至明末各省直以及全国乡试的平均录取率的统计中就可看出。
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间各省有考生数和录取数记载的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录取率为3.95%的结论；其中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皆在成、弘间朝廷规定的5.9%的中试率之下。
而统计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隆庆元年（1567年）至明末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湖广、江西、山东、陕西、顺天、应天、云南、浙江等12省直共29次乡试的录取率，平均则为3.1%，也低于同期规定3.3%的录取率。以上两组统计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事实，这就是自成、弘至明末，无论全国还是各省直的乡试平均中式率皆在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之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主要是由于在应试士子众多的压力下，提学官在科考之时为“收士心”,“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也即参加乡试的人数多于规定额数造成的。由上可知，无论相对于朝廷规定的录取率的变化，还是相比于各省实际的录取情况，“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的说法，还是有失笼统的。
会试录取率
有学者估计明代“举人成为进士的比例为31.3%”，这是在其认为明代“举人总数约八万左右”的基础上作出的推断。明代录取举人至少为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余名，进士则有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依此计，则明代举人最终摘取进士桂冠的应该是24%，而非“31.3%”。
但24%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并非就是会试的录取率，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会试录取率越高，则成为进士的举人就会越多——但并非完全一事。会试录取率仅指每科会试录取人数与应试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在明代，举人则是可以连续参加会试的。
自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之间，在查到有准确应试人数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6科，录取率在10%以下者则有47科。洪武至永乐二年（1404年），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平均达到21.7%；永乐四年（1406年）以后则趋于平稳，自此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59科，平均录取率为8.4%。其间，平均录取率还体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成化五年（1466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43科下降到8%；嘉靖五年（1526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24科又下降到7.6%；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共8科复下降为7%。
会试录取率的不断下降，是直接由应试者持续增加而录取额却增长缓慢甚至长期相对稳定造成的。如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应试者首次接近四千人的规模，此后一直在三千五百人至四千人之间起伏；而自嘉靖十七年（1538年）戊戌科以后，应试者则稳定地超过四千人，并渐次超过四千五百人；万历后又逐渐向五千人的规模逼近。而录取数则自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共55科，则一直维持在300到400人之间；其中，以400人为额者，仅有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隆庆二年（1568）戊辰、隆庆五年（1571年）辛未、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等8科，其他47科则维持在300到350人之间。
一方面是应试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录取额的相对稳定，这就自然导致了录取率的不断下降，体现出会试的竞争度也在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是“科举不堪重负”的表现。
从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从根本上说，这应是专制官僚体制下官本位的必然结果。因在这种体制下，当官是士人惟一的光明出路，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缺又是极为有限的，科举既然是选拔官员来源的制度，所取之士都要由吏部依例授官，因此会试录取额数也就不可能脱离官缺规模而自行增长。
庶吉士录取率
庶吉士是明代出现的一个位于二甲进士之上的高科名政治和社会群体，是明代阁臣等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把“观政于近侍衙门”的二、三甲进士称为庶吉士，是为有庶吉士之始；永乐后，则主要通过考试方式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
据考证和统计，在明代88科共89榜进士中心，总计60科有庶吉士，占总科数的68%；各类庶吉士共计1397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但因明代并非每科进士都考选庶吉士，所以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庶吉士的录取率。又因文献中并没有像乡试、会试那样，留下记载考选庶吉士应试者数量的资料，所以庶吉士的录取率成为一个最难估算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其次，在以下假设的条件下——凡考选庶吉士的科次，二、三甲进士都参加了考试——进行估算。
自永乐二年（1404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朝共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录取率为8.55%。其中，最高者为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二、三甲进士总数为469名，考选庶吉士122名，录取率达26%；最低者为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科，考选庶吉士仅1人，录取率为1%。永乐至景泰间，无论单科考选庶吉士数还是录取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的特点，反映出该制尚处于不稳定的粗放阶段。
天顺以后，单科考选庶吉士数以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2科最高，皆为36名；最低为天顺四年庚辰科，为15名，相差已不甚远；若从各科录取率来看，除嘉靖二十年（1541年）辛丑科高至11.2%外，其余科次都保持在6%到9.8%的变化幅度内，反映了考选庶吉士及其录取率都由粗放进入平稳、成熟的运行轨道。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这就是上述各级考试的录取率，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考”出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形成的，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会试和庶吉士考试的录取数始终都是预定的，而非所有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都能录取；乡试在定额录取时期，不仅录取数是预定的，而且应试数在成化以后大体上也是预定的，同时意味着科考的录取数也是预定的。之所以要进行控制，是由国家政治资源也即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