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弥留之际阿太对我母亲说：“你和筱（我的父亲）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丢下不管。”阿太的苦难多数都是在这座房子里遭受的，只是根植在她心里的乡土情怀终究还是冰释了那些苦痛罢。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若是祠堂里的祖先以后都没有人祭祀了，这个家的香火就真的断了。我的母亲第二年就把巴西的房子卖了。
我的阿太生于1928年2月17日。阿太是我对外曾祖母的称呼，这是我们那儿的方言，读作e tá，亦可用来称呼（外）曾祖父。
小时候去拜访阿太，透过她沉默而浑浊的瞳孔，我仿佛总能窥见时代的浪花和记忆在翻滚暗涌。阿太是陪伴我母亲成长最亲密的人，当我向母亲提起要以阿太为主角写一则家庭史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苦，她这一生太苦了。”
阿太是独生女，一岁多时生父就死了。后来她的母亲改嫁到下碓村，生了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阿太的母亲改嫁后，阿太就去了石前村和她的外婆生活。1942年7月10日，日军攻下青田，从县城一路打到方山乡。日军闯进屋子里时，阿太就躲到她外婆的围裙下。阿太回忆起这段经历，心中还有些余悸：“看日本人一眼都能被吓死。”
阿太十五六岁时才回到下碓，协助她的母亲干些农活杂活，照顾弟妹。
自1918年始，阿太的继父前后三下南洋，最初从事贩卖石刻的生意。1938年他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要义暨国民公约信笺》。次年，将义卖所得的三千余元悉数带回国捐献给抗日事业。省政府给他颁发了“义溢瀛寰”的匾额，行政院也授予他人民荣誉奖章。此后他便留在中国，出任青田县府田赋科的粮税员。在方山首办供销社失败后，便在县城的大埠头做起了经营杂货和生产资料的生意。
数十年的海外从商经历，加之在县城开店的盈利，阿太的继父积累了殷实的家底，在下碓购置了多亩良田，还盖了七间四合院式的二层砖木楼房。1949之后，曾经在供销社占小便宜而不得的几个穷无赖伺机报复，因着“地主”的帽子被扣到了这个昔日爱国华侨头上，把他押在家里的祠堂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为了保命，他逃到了德国，并就此定居下来。
继父出国后，阿太作为长女，自然承担起了到县城看店的职责。阿太到县城后不久，店里的伙计把外曾祖父介绍给她，想要撮合他们俩。外曾祖父对阿太情愫渐长，阿太对他却并没有感觉。但阿太毕竟二十三岁了，她的母亲担心她再拖着不嫁，以后就没有男人要了。于是有一天，阿太的母亲和二叔编了个理由把她叫回下碓，骗到了屋子的阁楼里去，外曾祖父这时就在里面。阿太进了阁楼后，她的二叔从外面锁上了房门。再后来，阿太的二叔在村里的街头巷尾张扬这件事，说阿太和外曾祖父孤男寡女共处过一室了。阿太自觉“霉倒掉了”（蒙了羞），只好嫁了。
嫁过去之后，阿太怀了四次孕，都流产了。怀第四胎的时候，她腆着五个月的大肚子，采山茶的时候只把树枝往下一拽，回到家孩子就没了。第五胎是我的外公，1954年出生，是亲戚给她吃了中药炖羊肉当作安胎药才保下来的。
阿太嫁到下碓后的住处我的外公还只有四岁的那年，中共青田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生产“大跃进”。同年9月，人民公社在全县遍地开花，宣传歌谣在坊间处处流传。
千红万紫一片新，
入了公社幸福临；
万众一心搞生产，
亩亩万斤笑盈盈。
那时外曾祖父正被派去在奇云山修建水库。外曾祖父家的成分是富农，害怕重蹈岳父的覆辙，于是赶忙收拾了行李，仓皇跑路。在连夜翻上岭坳山的时候，由于不敢点灯，他踩空摔进了烂田里，十分狼狈。翻下山到了茶寮，途经山口镇潜逃到县城，到了白天坐车到温州，从温州又乘船去了香港。
外曾祖父到了香港，一路东渡南下，投奔了他在乌拉圭经商已经有一段时日的父亲。外曾祖父见他的父亲在乌拉圭已经成立了新家庭，也不好久留，后来他的父亲帮忙打点了当地的蛇头，他终于辗转来到巴西，在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那时跟着外曾祖父一起偷渡出去的，还有一顶从祖宗那传下来的地主帽。
阿太的继父留下的地主帽外曾祖父到了里约后，做起了提包挈卖的营生。“挈卖”这个词也许是早期到巴西的青田华侨发明的，他们扛着有着中国特色的大编织袋，里面装着鞋子、衣服、香水和眼镜框等物什，多是大牌的仿品，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
外曾祖父抛家弃子出国避难，阿太就得一个人面对接下来风雨如晦的十几载了。不仅家里的田地多数归入公社，阿太嫁过去时的嫁妆，一床还没用旧的婚被，也让公社调用给了山根村一户更穷的人家。
紧接着，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到了1959年10月，随着矛盾加剧，食堂由供给制向工资制过渡。由于阿太的婆婆年老体衰，儿子正值垂髫，都没法劳动，阿太一个人挣得的工分在食堂换来的食物，得用来填充三个人的饥肠。
有次阿太的婆婆想吃菜叶子，阿太孝顺，见不得老人眼馋嘴馋，就去公社的地里偷拔了一棵青菜。没想到这一幕被村里的人看到了，他们闯入阿太家里搜查，还好阿太藏得严实，没有找着。
阿太在方山乡都是出了名的“善”（方言读作yé，用这个单字形容人胆小怕事，本分老实）。阿太见村里有些子女背井离乡的老人，心疼他们，即使自己家都快要揭不开锅了，在他们临终前也会烧上好饭好菜端过去，她可能那时就料到自己以后也会有这样一天的。也许正是阿太平日积累的善行，让村民们在“土改”和公社化时期，乃至后来的“文革”，最多也只是为难阿太家里的财物，而没有过分刁难阿太。她的脾性，面对那些阵仗，是真有可能被吓死的。
次年2月，由于食材供应不足，公共食堂陆续停火散伙。阿太只好上山拔苦菜吃，用棕榈树的果偷偷“烧饭”充饥。
被时代的巨轮碾过后，阿太以为苦尽就能甘来，好不容易在田地里强撑着站起来。然而命运之神这时偏要站出来给她当头一棒，再次把她丢进感情的无底深渊。
有女仳离，嘅其叹矣
外曾祖父曾在1965年左右寄回一封家书，说是想把阿太和我的外公接到巴西生活。六年没见过丈夫，阿太当然是愿意去的，只是她的婆婆强烈反对：“如果这恶毒家（方言的骂人话，阿太的婆婆一直这样称呼阿太）明天出国，我今晚就吊死。”她的婆婆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劳动，向来需要人服侍。阿太只好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外曾祖父在里约提包挈卖，送货取货都要上门。跟其中的一家服装厂打交道，一来二去，便和厂里的一个叫玛利亚·瓦尔达（Maria Walda）的巴西女工熟络了起来。1965年，外曾祖父和玛利亚结了婚。
我问母亲，外曾祖父娶了另一个女人，阿太恨他吗？
母亲回答，你阿太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怨言呢。
阿太隐忍了丈夫的不忠，我的母亲却没能够原谅这个阿公。我母亲六岁那年，外曾祖父回来为他的母亲庆祝七十大寿，这时他已经和祖国暌违二十多年了。只是外曾祖父也没料到他的母亲才刚迈过古稀的坎，第二年就死了。这次回国，外曾祖父第一次见到孙女，让我的母亲喊他阿公，说只要喊了就奖励她二百人民币。我母亲心里怨恨他，恨他抛弃阿太娶了新妻，不肯喊。阿太对我母亲说：“你就叫他阿公啊，叫了他把钞票给你。”但是我母亲到底还是放弃了零花钱，也没肯认这个阿公。
谈到这里，母亲在电话里笑了：“二百块，在那时候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哩。”
我的外婆和外公同岁，两人1972年结的婚。第二年，他们诞下了我的母亲。再次年，我的大舅也出生了。大舅出生后的第十天，外公飞到巴西，在里约也干起了挈卖的营生。
我的外婆原来在山口镇的供销社上班，生下我大舅之后被调去石前，负责贩卖布料。我的母亲出生之后四十天就被送到山根村由乳娘照顾，两岁之后才回到下碓，由阿太带大。1976年外婆带着我的大舅到了里约，把他交给玛利亚照顾，外婆则和外公一起去挈卖。大舅明白了一些事理之后，并不待见这位洋奶奶，如果玛利亚批评他，他就会顶嘴道：“你又不是我奶奶，没资格说我。”我的二舅和三舅在1984年和1986年先后出生在里约，后来外公外婆辗转来到圣保罗州开起了服装店，二舅三舅就由玛利亚照顾了。二舅三舅没见过阿太，和洋奶奶相处得还算融洽。
后来，外曾祖父在里约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就会寄汇票回国，补贴阿太和我母亲的生活开销。从母亲开始记事起，白米饭已经渐渐成为了她日常的主食，连番薯都吃得少了。甚至母亲偶尔“忆苦思甜”了，还会拿白米到别人家换番薯丝吃。阿太依旧会下地种一些蔬菜，母亲也会在散学后顺路到山上去拾柴拔草，拔来的草用来喂兔子，兔毛长长了就拔了去卖。母亲的曾祖母见她放学后带回来了草和细柴，总乐呵呵地笑着。直到现在，过年回老家祭祖，母亲还会指着外曾祖父家的几块田地对我戏谑说：“你要以后找不到工作，回农村种地还能养活自己。”
阿太的继父后来陆续把亲生儿子和女儿接到德国，留下妻子一个人在国内。人们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虽然婆婆已经死了，外曾祖父也娶了新妻，阿太带着我的母亲还是生活在丈夫的家里。
阿太的母亲在其他子女去了德国之后，一直是一个人住。在她快要走的时候，烧不动饭了，阿太就会在家里做好饭，一日三餐让我母亲给她端过去。我的母亲十六七岁那会儿，有次到县城去玩，买了两只螃蟹回来，蒸了送去给她的外曾祖母吃。阿太和我母亲虽然也馋，但是这种珍馐，还是得省着让老人家享用。1990年，阿太的母亲也死了。
阿太（右）和她的母亲的合影1994年5月底，阿太和我的母亲去了巴西，这时候外公已经举家迁到圣保罗生活了。初到巴西时，外公带着阿太和我的母亲在里约游玩了一阵子，在这期间，阿太竟然能和玛利亚心平气和地相处。阿太一个异乡人，自然是不敢和玛利亚争什么的。
在母亲出国的前一年，她的小姨夫就曾介绍我的父亲给她认识，母亲当时没答应。1996年7月，父亲也去了圣保罗，母亲的小姨就再次撮合他们。11月，他们订了婚，次年4月办了婚礼。对于母亲成家这件事，阿太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也许因为自己经历过多舛的婚姻，她坚信母亲自己喜欢的人便是好的。
外曾祖父和玛利亚在我父母婚礼上的合影父亲刚到圣保罗的时候，从事的也是祖辈的老本行。我的父母结婚之后，外婆就把Galeria 167号的那家店面转租给了他们。和扛着编织袋相比，在店里卖服装就显得稍微体面一些了。
阿太刚到巴西的时候对异国的生活一直不适应，直到最后也没能适应过来。来到巴西第一年的万圣节，阿太白天一个人在家，一群化了鬼脸穿着奇装异服的孩子来讨糖，阿太开门一瞥到他们又“砰”地把门立马关上。晚上母亲下班回来，阿太跟她说：“吓都吓死了，白天见到鬼。”我在童年时候亲历过万圣节挨家挨户讨糖的欢乐，听到这一段故事时笑得差点背过气去。母亲在和我一起笑过之后，回想起阿太当年独自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时的手足无措，深深叹了口气，“你阿太那时候是真的不容易”。
在巴西待了三年多，阿太只学会了“come（吃饭）”和“tomar banho（洗澡）”两句话。阿太的孙辈们，除了我的母亲，都是在巴西长大的，和她没法交流。直到1998年初我的姐姐出生，阿太照顾我的母亲坐完了月子，在3月份一个人回到了中国。后来外曾祖父和我的外公一起为她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小房子。
阿太和外曾祖父在巴西的合影阿太原以为外曾祖父逃出去只是短暂避一避风头，不曾料想自己的儿子后来也跟着去了，还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子，扎了根。当初愿意和我母亲去到巴西，阿太一定是抱有一种期望的：数十年风雨兼程，终于可以和儿子儿媳团聚，子孙满堂，安享晚年。直到后来她才发现，那边的家和文化，和她之间仿佛隔了一层厚障壁了。阿太在巴西那会儿，看着我的舅舅们筷子不会使，汉语不会讲，总是摇着头叹息，“冤家，一个个都变成洋人了”。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1999年，外曾祖父死了，葬在里约。2000年，千禧降临，我在圣保罗出生了。
阿太回国后一个人住，生活十分节俭，一日三餐不是粥就是煮得软糯的米饭，配上一点咸菜和腌茄子。她用的那个绿色的塑料菜罩，积满了黑色的油渍污垢。外公也会汇钱给阿太用，但是她总是拒绝。阿太在家不愿意开灯，早上五点不到就起床，傍晚太阳落山了就躺下。阿太日常的活动，无外于用那台翻动着灰线的画面黯淡的老彩电看越剧，或者是一个人坐在窗边的木椅上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边给菩萨纳小小的绣花鞋。我的姐姐在出生后五个月就被带回中国交由奶奶照顾，她长大一些后会时常到阿太家去拜访，这大概是阿太的晚年难得的天伦之乐了。
阿太给佛像纳的小绣花鞋2008年前后，父母和我陆续回到中国。回国之后母亲常对我说，你阿太年纪也大了，有空就多去看看她。我那时候并不懂得这些道理，去了阿太家只能看电视里咿咿呀呀地放着越剧，唱得响亮又绵长，耷拉着头正要睡着，突然的一亮嗓又把人惊得清醒。何况刚回国的我，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更别说是江南的吴语了，而阿太又只会说青田话，讲的时候还像是含在嘴里咕哝似的，经常一句话说到一半，过了半晌又冒出剩下一句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和阿太交流。
我自己不愿意去阿太家，母亲过去的时候就会硬拉我一起。母亲有阿太家的钥匙，我们按了门铃就自己开门进去。进了阿太的家门，玄关和客厅之间有一道用作酒柜的木头拱廊——我的外公是很爱喝酒的——使得本来就不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逼仄。阿太总是坐在窗边的木椅上，借着阳光给菩萨纳绣花鞋。一双枯槁的手在太阳底下，显出分明的青色血管，虎口深深凹陷下去，穿针引线却毫不含糊。旁边的桌子上一个旧得生了铁锈的饼干盒是她的针线盒，针线和花布在里头散落着，还有几枚杂着黑斑的铜黄色顶针。桌子上还有一瓶浆糊，用来粘合鞋子外层的布和用薄纸板做的鞋身。浆糊瓶的标签纸早已发黄剥落，瓶口处沾满了干掉的面糊。自从用完了最初买的一瓶浆糊，阿太后来就都用面粉自己调制了，面糊的淡淡清香我是很爱闻的。旁边一个纸盒里整齐地堆着一叠佛经，阿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在这辈子佛陀好像没有怜悯她多少——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会攥着念珠念经。平时阿太总是沉默又沉默着，但是她的家并不算冷清，要么是央视十一频道聒噪地唱着戏曲，要么是一个劣质塑料外壳的收音机吟诵着混着电流杂音的佛经。和母亲一起过去，倒是可以拿她的按键手机玩贪吃蛇的游戏，其他种种便也勉强变得可以忍受了。
阿太房间里的架子床和木头柜是从老家带出来的，有超过五十年的历史。每次进到阿太的房间，会迎面扑来一股很重的味儿，这味儿倒并不是臭，甚至有些亲切。只是淤积在房间里久久不散，打开窗子通风也没有多大用处。母亲告诉我，那叫“老人味”，谁都躲不过的。
每次我们去拜访阿太，她才会打开客厅的灯。见到孙辈们来了，她会到为儿子预留的房间拿出饮料和零食，饮料一般是听装的健力宝或王老吉，应该是亲戚过年来访时送来的。母亲总是会悄悄提醒我先看保质期，如果过期了就让我佯装不想喝，回家的时候再带走丢掉。阿太一定不知道食物还有保质期的说法。阿太对那个饥荒年代沦肌浃髓的记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后来也没能消散，每次过年其他亲戚给我的祝福不外于“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而阿太的嘱咐总是简单的一句“饭要吃饱”。我们要走的时候，还在玄关处穿鞋，阿太就会关掉客厅的灯。
阿太当年从巴西回国的时候曾对我的母亲说过，最后两年你要回来陪我，不想竟一语成谶。2011年夏天，阿太的身子突然垮了，她向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这次却主动和母亲说，“我实在烧不动饭了”。母亲要送她到医院住下，做个检查，可阿太见我的弟弟刚出生不久，心疼母亲家里医院两头跑，硬是犟着不肯住院。后来，母亲一日三餐都送到阿太家，见她情况还是不见好转，就把阿太接到了我们家，请退休护士来家里给阿太挂补剂的吊瓶。我到阿太的房间给她端水，她见到我，嘴里总是嗫嚅着，但是声音极其微弱，我听不懂她说的话。见她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心里总是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难过。
阿太叮嘱母亲赶紧把我的外公外婆叫回国，母亲安慰她说一定能好起来的。
“如果这次我能好起来，鱼干都能晒活。”阿太说。
我看到母亲是哭着和我的外公打电话的。
阿太住到我们家的第十天，我的外公外婆终于回国了，阿太也终于答应去医院了。一检查，是肠癌晚期，阿太就直接在医院住下了。阿太年事已高，采取的是保守疗法，用呼吸机和输液延续她垂垂暮老的生命，好让还在国外的亲人可以来得及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先是我的二舅，回中国待了一个月，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回巴西了。我的三舅在二舅回去后也回来了，待了一个多月也走了。大舅留在巴西帮外婆看店。阿太的一个弟弟从德国回来看了她一眼，便也回去了。
我的舅舅们和阿太告别时，她就把头别过去，不愿多看他们，布满血丝的双眼噙着泪，嘴里嘟哝着：“冤家，都变成洋人了。”舅舅他们也听不懂。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阿太终于死了。
有一次病房里只留下母亲一人，阿太把母亲叫到床边，说她房间的衣柜里有好些现金，是留给我母亲的，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孙女。母亲当然知道阿太只是意识糊涂了，哪能有什么钱，但也只能“好，好”地应着，以慰藉已经气若游丝的老人家。后来母亲整理阿太的遗物，找到的她留下的钱财，只有一个绣花钱包里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枚氧化发黑的硬币。
阿太的葬礼是回到下碓举办的，这是阿太生前的意愿，老人总是讲究落叶归根的。这片伤她最深的土地，却也是她最后都不愿离开的地方。
阿太的头七和二七外公外婆还在国内，三七就是母亲自己操办的了。
我从小就常从母亲那听说祖辈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缩影，只不过只言片语拼凑起的历史多少有些朦胧难辨。这次和母亲前后打了将近六个小时的电话，翻遍各类历史材料，才把阿太的一生从头到尾捋了一遍，真切地体会到时代的尘埃是怎样在个人的一生中激起飘摇风雨的。
谨以这则家庭史献给我的阿太，献给她的在时代中无声的哓哓余音。
参考文献
1、同盟社电：《浙东续有战事，日军昨攻占青田，现由瓯江军用公路南进》，新闻报，1942-07-11
2、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青田大跃进歌谣选（第一辑）》，13页，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12
3、周振甫：《诗经译注》，49-52页，100-101页，218-219页，294-2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07
4、《方山乡志》编纂委员会：《方山乡志》，15页，52-55页，124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06
5、雅碓郑氏五修谱编委会：《雅碓荥阳郑氏宗谱》，102-117页，140-147页，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12
6、《青田华侨史》编纂委员会：《青田华侨史》，图集第7页，正文83-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07
7、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青田历史第二卷（1949-1978）》，40-51页，210-216页，225-230页，265-26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