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育行业内的公司不好过之外，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也随处可见。
在一份头部教育公司的客服电话录音里，一位女性家长主动给教育机构提建议，“周末孩子不能上课的话，你们培训我们家长，我们再回去教孩子行不行？”
她有些哽咽地说。“请你们提高学费，只要你们能撑过去，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一年就过去了。”
现在摆在教育机构和家长面前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一年就过去了，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大部分教育机构，相信是后者。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向员工说：“我们这些机构配不上我们的客户了，我们公司也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
张邦鑫说这话，大概率有一种命运无常，难以改变的无奈感。
2010年，好未来在纽交所敲钟上市。到今年年初，好未来市值一度超过550亿美元，曾最高聘用超过7万人在好未来全职工作。
高楼起得快，但坍塌得也快。
7月27日，在一纸文件下发后，新东方市值较今年高点跌去90%，好未来跌去95%，教育行业从香馍馍到避之不及的“瘟神”，前前后后只用了5个月。
张邦鑫在内部讲到裁员时，带着点内疚，“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没有需求的业务肯定会被关掉，相应业务上的员工能内部转岗就先转岗，不能转岗的，公司会给予赔偿。”
根据好未来最新一季的财报来看，好未来9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中小学教育培训业务。这次裁员，既是必然，也是某种无奈。
高途教育在这场风波中，也难以置身事外。
在“双减”意见下发的第二天，高途教育创始人陈向东就召集管理层开会，定下了裁员指标。
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日前完成关闭，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每个中心平均上千人，涉及员工人数上万，这相当于高途三分之一的人会离开。
一位高途职业教育中层管理人员在对团队宣布裁员消息的时候，两次哭了出来。
这场意外来得太快，以致于没有得到任何缓冲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中小学教育得益于疫情蓬勃发展，仅仅在一级市场的风险融资规模就超过500亿元，超越了过去十年的融资总额。
而现在，投资人、业务、家长、孩子，多线并行焦灼，难解难分。焦虑的不仅仅是教育机构，还有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
根据规定来看，学科类培训机构都得转为非营利性机构，收入只能用于弥补成本，盈利不能用于分红，只能用于自身发展。
单这一条，就限制了教育行业的任何可能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是教育，明天会不会就是其他行业？
教育行业受到波及，蝴蝶效应也开始显现。
首当其冲的，就是各个信息流平台的广告收益。去年暑期，单是猿辅导一家在字节跳动一天的广告投放额就超过3000万元。
而一位长期与字节跳动合作的广告人士表示，年初字节的教育类广告有约70%的收入都来自于中小学业务。
除了字节跳动之外，其他信息流平台诸如百度、腾讯的广告收入，教育类都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根据一些机构的预测，2023年中小学线上线下的市场规模将达到上万亿元。中小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家长们对于应试的焦虑感和内卷。
而素质教育则无法解决需求端的根本需求，如今供应被彻底打乱，应试教育所面临的焦虑和内卷却依然存在，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们可能找不到突破口。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学科培训从明面上转到私底下，这其中多出来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家长自己身上。
需求得不到释放，需求就会消失吗？还是说，需求会以另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存在？
我更倾向于后者。
而成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市场，则远远不及中小学教育。
根据Frost预测，不提供学历的职业教育在2022年能够增长到2000亿元的市场规模。而艾瑞咨询的数据则显示，2020年素质教育营收规模突破4200亿元，这两个市场加起来，也只有中小学市场的一半多。
说到底，教育不应该商业化，但为什么教育就商业化了呢？市场，市场是很重要的，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端。
反过来，当供给端足够大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刺激需求端。
这就好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当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是解决未来出路的唯一办法时，家长们比拼的就是谁家的孩子能够在学科培训中步步取得先机。
借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观点来说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之所以会如此迅猛，本质上还是校内教育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一切以考试成绩来“论资排辈”，这自然就给校外培训提供了许多野蛮生长的土壤。
竞争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结果往往就是天差地别。
当整个行业理智的人都在癫狂时，这个行业的灯或许就该关了。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