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孩子的地方，就有补课冲动？在其他国家，校外补课有着什么样的现状和未来？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其中提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随着9月1日开学期临近，各地纷纷出台或即将出台“双减”政策细则。
8月23日，新华社报道称，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教委发布提醒，呼吁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培训机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对资金进行第三方监管的机构，避免一次大额支付费用带来消费风险。
随着“双减”政策的迅速推进，校外培训行业受挫严重。有家长因此如释重负，也有家长因此危机感更强，担心该政策会导致教育资源分化：即富裕家庭会采取1对1的培训方式，而负担不起这种方式的家庭，在未来的学业竞争中将落后于人。
事实上，对教培行业进行整治并非仅有中国在做。过去几十年中，韩国就曾对教培行业开刀。那么，其他国家对校外补课是什么样的态度？在规范教培行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需要改变观念的不仅是家长”
有孩子的地方，就有补课冲动。
美国湾区，名校遍地。定居于硅谷的华人Jenn，三个孩子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据Jenn观察，移民二代补课的情况非常突出，由于移民的孩子英语基础普遍不如土著，所以他们主要补的是英语，还有基础课。
在硅谷，华人聚集的社区，教培门店林立。Jenn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如果不补课，一些移民的孩子就很容易陷入“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的困境里，没有家长敢冒这样的险。
不过，Jenn同时表示，美国本地家长对补课是非常反感的，他们甚至会觉得补课不太光彩，也不愿意去花这笔钱。
在英语语境中，涉及教师有偿补课的行为通常被称作“outside employment tutoring”（兼职课外辅导）。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教师通常是与所在学区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合同。这也意味着，公立学校的教师自带了一种公务员属性，虽然美国各州规定各不相同，但基本都对公立中小学教师的有偿辅导行为采取“有条件禁止”的态度。
那么，在补课文化不那么盛行的美国上学轻松吗？虽说没有“一考定终身”的概念，但美国学生面临的是全方位的压力，除了标准化的SAT或ACT考试之外，美国高中生在申请大学时还需要提供在校成绩、申请书和推荐信等材料。其复杂性令一些家长不惜花重金请来“升学顾问”，指导孩子申请学校。
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申请顾问史坦伯（Naomi Steinberg）就曾直言，美国的大学申请制度是一个“不可能被搞懂的升学体制”。
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会长奈尔斯（Stefanie Niles）表示，美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向私立学校倾斜，大学申请流程也变得市场化起来。在公立学校就读，会对一般家庭的孩子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有人甚至号召在公立学校扩充补课的资源。
针对课外培训文化，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张骏认为，长期贫穷的欠发达地区，以及人口相对较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基本没有课外教育培训文化。此外，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越强的地方，文化课教育培训市场就相对越小，家长关注度也越小。
“需要改变观念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当然还有整个社会。”张骏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内的“双减”是近段时期对教育行业的重要要求，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关注公办教育均衡高质。
张骏扎根在教育系统20年的时间，在补课这回事上，他想得十分明白。他的女儿正在上初中，基本没参加过任何补课。张骏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家庭教育比补课更重要。“我女儿不补课，不是因为她比其他孩子更天资聪颖，而是因为她有我这个父亲”。
张骏说，自己从不会鼓励孩子去攀比成绩，他关注的是她的运动能力、兴趣发展水平、综合思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现在孩子的成绩稳定在前30%。“如果我硬要求她进10%，那肯定要加入补课大军，压榨的是她运动和成长发育中最关键的睡眠时间”。
“我相信大多数家长对于补课的态度都是很微妙的。”二胎妈妈刘文新（化名）说，她今年35岁，目前在陕西省榆林市政府系统工作。7月24日起，附近的西安市开始整顿k9（9年义务教育）课外培训。西安市新东方某位高中英语老师向记者表示，目前新东方在西安的小学、初中模块正在裁人，高中还没有开始。该老师去年取得某双一流大学硕士学位，眼下他正在为前程发愁。
2019年，因不满当时的工作前景，刘文新找到线上考公培训机构，花了6800元买了全程的网课，一鼓作气在“考公大限”35岁之前成功加入公务员队伍。事后，她经常在想，没有什么门路的自己花了6800就办成了可能花六万八都办不了的事，正因为自己尝到了教培的红利，才会认可这种价值观：“你出钱，小孩得到优质教育，没有哪个父母在有能力的条件下不去拉孩子一把”。
所以，刘文新不仅给孩子报了语数英的课程，舞蹈、画画等特长课也没落下。
然而，刘文新最近听说，榆林有的教培行业正在慢慢转变为“一对一”“一对多”的模式，这加剧了她的恐慌，如果变成这种小班式补课，恐怕其经济状况无力支撑这么多辅导课。
高学历越多，就业率越低？
刘文新所担心的事很早前便已在韩国上演。
196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又在1973年取消了重点高中，禁止设重点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全面禁止校外补课，还设立了罚款制度。
虽然政策一时之间起到了效果，但无法彻底断绝，补课从“一对多”向“一对一”转化，穷人的孩子甚至连上大众补习班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首尔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朴廷原是70后，疫情暴发前，他经常来中国出差，可以流利地用中文、英文与人沟通，是同龄人中文化素养偏高的一类。
朴廷原的成长阶段，恰好是韩国迈入经济腾飞的时期。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自己的求学时光，虽然当时没有花钱去补课，但类似中国的“晚自习”还是存在的。“每天放学后，我们还要加2个小时的课。我们把这个叫作补充授业，30个学生一起这样自学，宿舍里到了1点才会睡觉”。
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突击检查非常普遍，违规教师将会被罚款，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据美国籍英语教师拉蒂格（Casey Lartigue）回忆，那时候自己正在韩国做家教，每当学生家长把报酬装在信封里递给他的时候，他都很清楚——这一切都充满了风险。
1998年，首尔国立大学校长给自己的女儿安排私人家教，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由此可见，私人补课在韩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极易触碰大众神经。
然而，到了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彻底废除了校外补习禁令，原因是该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权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教培改革以破产告终。
回想起韩国教培改革的这些年，朴廷原认为，虽然韩国政府真心想要为学生减负，然而方法却用错了。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一纸“禁令”来打击补课，却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导致治标不治本。“政府在某一时期限制英语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英语补课就降温了。然后强调另一科目的比重，学子们又一拥而上去补这门课”。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刊文称，去年，韩国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上学天数比往年减少了50%，并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来，该国阶层差距也变得明显。为了提升教育质量，韩国政府近期开始出台政策，加大官方补课的力度。
朴廷原的女儿正在上初中，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韩国人把补课的费用叫作私教费。韩国政府为了减少父母的补课成本，经常改革教育或高考制度，但是没有效果，父母为小孩花钱补课从不心疼，大家都愿意上首尔大学那样的名校。
“我每个月在女儿补课上要掏6000多人民币，但如果是在赫赫有名的江南区，那里的学生一个月的补课费就要达到一万多人民币。”朴廷原说，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付出再多也是不在乎的，他们还经常会共享补课资源，比如哪家的老师教得好。在韩国，这种一对一的私教很重视维护自己的口碑。
朴先生发给《国际金融报》记者一份由韩国统计局在今年编绘的文件。数据显示，在2020年度，韩国学生每月在补课上的平均花费为28.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其中，初中学生为3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17元），高中生为3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49元）。韩国校外培训产业的年产值稳定在20万亿韩元左右。
鉴于此，高学历在韩国已经是普遍现象。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18年，韩国高等院校入学率达到了95.9%，不仅高于美国水平，甚至远高于德国的70.3%和英国的61.4%。
上海财大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意味着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明显落后，对于适龄人群的分流作用极为有限，在高等院校内部，进一步的择优，只能通过校外教培进行补充。
从2009年开始，韩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对于教育的支出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占比仅有7.8%，较2009年大幅下降了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韩国失业率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即使受到高等教育，并未在就业方面获得改善，倒逼居民下调了对教育的支出。
杨畅表示，以韩国为借鉴对象，对于中国而言，规范校外培训只是手段之一，关键在于扭转教育理念，特别是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为教育整体改革提供支撑。
“屁股越重，学习越好”？
朴廷原告诉记者，尽管补课文化在当地已经深入人心，但持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
正在韩国名校成均馆大学求学的朴惠秀此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尽管上大学的人很多，但考上真正的好大学还是很难。考上成均馆大学一直是她的梦想，初次参加高考时，她以几分之差与梦想擦肩而过，随后又复读了两次才考上。复读期间，她基本处于补课的饱和状态，最终得愿以偿。因此，在朴惠秀看来，补课是通往好大学的必经之路。
不过，同样毕业于成均馆大学的姜瑞尹的看法就大不相同。姜瑞尹的父母是外交官，她曾在北京生活多年，还专门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和朴廷原一样，她可以用流利的英语、汉语与人沟通。
姜瑞尹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自己当时在中国上的是国际学校，所以没有韩国学生的补课经验，为数不多的几次是为了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培训课。由于初中、高中在海外求学，按照韩国的教育政策，回国考取大学不需要参加高考，从而走的申请制。
“需要给申请学校提供protfolio（包括在校成绩、语言成绩、校内实践活动等材料）。”姜瑞尹说，虽然颇有另辟蹊径的意味，但她表示，申请制也不轻松，只是考量的因素不同。由于自己高二就回韩国了，在一年的缓冲期里，一直无法接受学校的补课安排，而且，补课市场上没有和她的情况对口的业务。
明赛（音译）是韩国一名在中学教授基本科目的老师。每学期伊始，他都会向学生承诺，将在授课时毫无保留。他回忆自己上高中的时候，会被迫补课，补课的费用是额外的，当他向班主任提出异议后便遭受了严厉的驳斥。
明赛说：“孩子们的时间表几乎挤满了。我上学的时候除了周末和节假日，每周5天，每天7小时，晚饭后还要学到10点，一年四季都是如此。”
尽管孩子们内心都不愿意补课，但明赛周围的家长和老师却对补课盲目迷信。在韩国还有各种说法来吹捧补课，例如“屁股越重，学习越好”。明赛当了20多年的老师，一直坚信，补课只会阻碍孩子学习的动力，补课私人化也将削弱正规课程的重要性。
有不补课的学生，但没有不补课的学校，明赛说这是韩国目前教育体制的现实。但比起上补习班，明赛认为，政府若能花时间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教师，这对学校来说意义更大。
明赛直言，关键是，补课的教育资源不能强过教师群体的素质。一些老师总是抱怨，“我们能做什么？”
“哪怕考试制度和课程改革千万次，老师才是在教育中和孩子们直接接触的人。”明赛说。
记者 周秭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