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意味着什么
目前，我国有8502万名残障人士，无论是出行还是就业，他们都被迫接受着各种异样眼光和隐性歧视。
河南科技大学毕业的杨某科下肢残疾，在2020年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某国企理财经理的岗位，连续通过了笔试和面试。2021年，杨某科与该国企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和报到证，但在10月8日报到时，却被单位以其身体不适合应聘岗位，有损企业形象，且隐瞒残疾为由拒绝录用。
单位以“隐瞒残疾”拒绝录用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在法律上，对残疾人就业不存在任何限制。用人单位无权规定残疾人是否适合某岗位，只有对残疾者本人会造成伤害的，法律明确禁止的岗位，残障群体才不能从事，目前，法律上没有任何条例禁止残疾人报考理财经理岗位。杨某科可以走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可以说杨某科个人能力十分优秀，却因为身体残疾被国企单位拒录，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都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现实中，愿意接受和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少之又少。
《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城乡持残疾人证的就业人数为896.1万人，就业率约为25%，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就业的残疾人，占比仅为1.87%，除了就业，社会上对残疾人的歧视也无处不在。
城市盲道遍地都是，但盲人走在盲道上的现象，却极为罕见。2005年，为评选“文明城市”，中国盲道修建热潮涌现，盲道的覆盖率成为城市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中国有全球长度最长、分布最广的盲道，但对盲人的作用其实并不大。
患有先天白内障的郑婷，并不喜欢走盲道，因为她不知道盲道的终点会通向何处，可能是一堵墙，可能是一个开着井盖的下水道，还有可能是一堆拥挤的电动车、自行车的停放点。我们的街头很少看到残障人士，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他们不敢出门。
日本的街头时常有残疾人出现，是因为日本无障碍设施完善。截至2018年，在日本电车站中，有89.3%的车站实现了至少有一条完整无障碍的通路，普及率达到91.9%的“无台阶化”，让残障人士可以使用轮椅，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自行上下车。
我国早就有残疾人保障法和障碍设施条例，对残疾人的权益保护十分看重，但民众缺少对残疾人的理解和关注，要把相关条例法规落到实处，加大普通群众对残障人群的认知，才能让残疾人敢于出门，享受阳光。
社会对残疾人的忽视，背后折射的是弱势群体的尴尬困境，老年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都和残疾人一样，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类人群在分配社会财富时较少或较难获取，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没有话语权。
残疾人方面，他们长期处于抱团取暖的情境中。例如广州市的一间“手心咖啡馆”，是由一名微弱视力的24岁女孩陈柳晓，带领5位残障小伙伴共同打造的，陈柳晓想让像她一样的残障人士，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走出家门，拥有多彩的社交生活。
还有脑瘫男子陆鸿，在求职时被单位负责人骂狗都不如，在妈妈的支持下，靠摆摊开网店创业，如今开了一家年营业额1000多万的纸制品厂。他不想其他残疾人和他一样被耻笑，就尽可能地为残疾人提供工作，在工厂42名员工中，有30名都是残疾人，陆鸿先后帮助50多名残疾人脱贫致富。
这些残障人士在取得某种成果和价值时，才会被媒体和大众看到，成功之前的艰辛却无人问津，这是不正常的。8500万的残障人群，无论是街头，还是上学时的班级里，他们都不被看见。
原因就是在中国，残疾人除了家里不让他们上学，就是被送去特殊学校，2006年，中国残疾人文盲率高达 43.29%。特殊学校学不到技能，普通学校不愿意招残疾人，导致残疾人的文化程度达不到企业的招聘要求，这种隐形歧视是自下而上的，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生活，再到就业，残障人群的每一步，都走的异常艰难。
除了残疾人，还有许多弱势群体在被边缘化，失业下岗人群担负着生存的压力，农民工经受着社会歧视，老人处在被时代抛弃的缝隙里，女性被限制在性别歧视中，社会歧视将群体特征标签化，将某类群体的作用弱化，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今社会竞争压力非常大，普通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都要过五关斩六将，更别说这些处于劣势的群体。
那些被时代抛弃的老人，子女渐渐远去，只能自己上街卖一些农作物，还要面临城管的暴力驱逐。湖南的两位84岁老人，生养了3儿1女，可是他们却连300元的赡养费都不愿意出，两位老人落得个无人赡养的悲惨结局。
弱势群体在经济上低收入，生活质量上低层次，同时心理上又具有高敏感性，需要社会和相关部门对他们展现人文关怀，给予他们特殊保护，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弱者的态度体现。
社会其他普通人对待弱势群体要做他们的“同伙”，而不是一个支持者，残障人群不需要一个救世主的悲悯，农民工和老人也不需要支持者的同情目光，做他们的同伙，尝试和他们感同身受，这个社会才会少一些“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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