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确信，学术生活的组织方面的这场变化，是一些极其深刻的普遍原因的必然结果。而假如巴黎大学就此打住，假如它仅限于规定自己学生必须寄住学院或某位教师住宅里，那么膳宿制度原本可能只是以适度而温和的形式确立下来，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便利，而没有任何惯常的不便。教育也会保持在学院的外部。
至于艺学院，尽管仍然与这些机构保持联系，但也会始终维持着相对于它们的独立性。学生们也不会如此彻底地、不可逃脱地被囚禁起来；他的生活还会像从前那样维持着一种双重结构。在寄住的房子里，他会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生活与工作，因为这些教师与这位学生的接触更加直接，所以想必能够更密切地监督他，效果也会更好些。但是，学院的门天天都会是开着的，为的是让他能够去上公共学校，在那里从事他的研究。他还会保持着自己与外界的联系。
所采用的制度会很类似于英国的导师制，后者也是在同一段时间里，在同样的一些力量作用下而确立起来的。可是在法国，那场导致了一种相对温和的住宿要求的运，却并未在这第一个阶段就止步不前，而是继续推进，直至最后发展到这样一种学院，成为强制性的全膳宿制机构，甚至对于教师也是这样，学院成员接受的所有教学都来自学院内部。起先，学院内部开展的这类教学纯粹是补充性的，但它迅速增长，重要性也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在福阿尔街上开展的教学却逐渐衰减。
在公共学校里教学的教师们也改变了性质，成为附属于学院的专门职员。不再是学生们来听他们讲课，而是他们去给学生们上课。由于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福阿尔街上的学校也一家接一家地关门了。只有在举行正式典礼的时候，比如授予学位，它们才会重新人头攒动。从拉缪那里我们知道，他看见的是在那里教书的最后一位老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教师也和学生一样，也必须住在一家学院里。全膳宿制体系，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膳宿制体系，和采用宿舍的体系还不完全一样，此时的宿舍还同时是学校。
只有在那时，才是彻底的膳宿制。从那以后，实际上，学生们就在给他宿身之地的房舍里，找到自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必需之物。因此，他显然可以与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脱离关系。对他来说，世界的终点就是自己居所的围墙，他不再能够任意穿越这道围墙。他的视野只限于自己所待的这片场院，其他所有地方都属于越界。他与世隔绝了。除了这种与世隔绝的效果，全膳宿制还有严重的缺陷，因为这里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宿舍，两种几乎完全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混融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四不象的结果。
作为宿舍，如果要恰如其分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为孩子提供道德上的保护，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撑他、照看他），就需要在规模上保持适度。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指导他们的教师对孩子们了解得很清楚，才能够根据每一个孩子的个人特性来塑造他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聚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宿舍的理想构成是学生们能够分散在一大批小规模的机构里，尽管不能和家庭的规模完全等同，但也尽可能类似于家庭的结构。
最初的学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为相当少的一批学者提供宿身之地。与此相反，像我们已经确立的那种教育却是从一种集中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就教育而言，分散就意味着死亡。一所学校，如果不是特定数量的一群有学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维系，以期让其他人也变得有学识，那么又是什么呢？学校就是各种思想力量的聚合，这种聚合越是丰富多样，它所提供的教育的质量也会随之相应提高。而如果教师们在地理的角度上看集中在一起，那么学生也必然会这样。
学问中心的吸引力是与其重要性相对应的，而这种吸引力是学生群无法抗拒的。不仅如此，集中的过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以至教育会自觉、自动地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学院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在巴黎建立起一大批学院；然后，教育逐步地集中到其中少数几家学院（“满负荷运转的学院”），其他的学院就依赖于这些学院，迟早注定会被它们所吸纳。我们在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也看到，在同样的过程下，学院也逐渐被吸纳到中等公共教育总体中。
个别的学院之所以能够摆脱这样的命运，完全是归功于外界的帮助，是国家赋予了它们人为的抵抗能力。在同样的过程下，我们还看到，规模较小的中学被较大的中学所吞没；在更重要的大学面前，较小的大学命运也是如此。如果上面说得都没错，那么为了履行它们的职责，宿舍与学校两者本身的需要就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以至无法在不牺牲两者各自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成功地融合在一家单个的机构里。即便说为了使教育能够繁荣，就得扩大学术生活的结构，学生也会在自己的住宿场所里茫然失措，无法得到根据自己个人需要裁剪的个人化直接教育。
话说回来，如果是为了应对这种危险，学校限制自己的宿舍规模，那么教育又将得不到适当的发展，比较狭隘，缺乏生气。15、16世纪在法国发生的这场学术革命，我们已经概括出其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由此看来相互之间大不一样，为了能够对整体上的成就做出评估，必须小心地将它们分别考虑。前一个阶段是必须经过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们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阶段，也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基本是在同样的程度上，后一个阶段是偶然性的，是一系列地方独特性汇集的结果，事实上它绝对没有达到同等的普遍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和现代社会一起出现的重要学术中心的机构，必然涉及绝大多数孩子离开各自的家庭，聚集在这些思想中心的周围求学：这样就有必要创造一种道德环境，对于那些最年幼的孩子，可以代行家庭的环境。最早出现的学院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它们的功能主要是住宿，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但是，这些学院，这些宿舍，起先是对那些学校起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功能，而今却把它们吸纳到自己里面来，这个转变绝不是必然的，甚至也不是它们想要的。
发生在第二个阶段的就是这种吸纳的过程。是这个过程赋予了我们的膳宿教育体系独特的性质，并进而赋予我们的学术体系独特的性质。那么，它又是如何得以发生的呢？一谈起这种体系，要想描述它时，有一个词很容易就到了我们嘴边，这个词就是“claustration”。实际上，在照此理解的膳宿学校教育与隐修会的起居制度之间，的确是有某种无可否认的相似性。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是后者激发了前者呢？全膳宿制难道不就是隐修院观念的延伸，也就是通过一种自然传播的过程，从宗教领域延伸到学术领域吗？有一样事实往往会使这种假设显得很有道理。最初一批重要的学院正是一些神学院（索邦、纳瓦尔）。13世纪以后，神学不仅在修道院里被教授，而且最主要是在那里被教授。1253年，12个神学教席中有9个位于修道院里。实际上，学生们发现这些修道院学校有着种种的便利条件，从而使它们相当有吸引力。
结语
因此，最初创建的世俗性神学院就是以修道院的组织方式为原型，来塑造自己的组织的。全膳宿制不正是一种自然的手段，以整合一体的方式实现了基督教的教育观念么？我们已经注意到，有鉴于我们所认为的教育宗旨（即一个人整体人性的形塑），基督教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完全把孩子包裹在这样一个体系里，不仅将控制他整个的思想存在，而且将控制他的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以便有能力更为充分、更为深刻地渗透到他最深层的本性，防止其中任何一部分摆脱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