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各式的证书和那些事, 如今翻看, 回顾和反思……

证书与我

前几天，为找什么东西，收拾家里的抽屉，翻出一些过去的证书和证件来。看着这些年代各异、颜色有别、大小不一、样式不同，有的精美，有的粗糙的各类证件，往事不断浮入脑海中。

我保存最早的证书，是我的高中毕业证。我上小学是在“文革”最为混乱的时期，大约在1973年毕业，发没发毕业证书我已经忘记了。

我初中是在外地上的，那里是初中三年制，我已上完了初三的上学期。转学回到家乡是在1976年春节后，父亲带着我去家乡县一中，记得是教导处主任接待的。当时他说，咱们这里是初中两年制，你到初二吧。我当时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实在不愿上学了，也没有征求父亲意见，就和主任说，我还是上高中吧。主任踌躇了一会儿，说还要请示校领导。他去请示后，对我说，行！你就去高一某班吧。就这样我初中没有毕业，就成了高中生了。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上高中不只是要初中毕业，还要看家庭成份和个人表现，并经过推荐（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也是要推荐的），我够幸运的了。

我们这期高中生，是文革最后一届了，简直就是混日子。当时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上物理课，就是学开拖拉机，在师傅的陪伴下，沿着学校操场跑道转一圈，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仍开动不了拖拉机；上化学课，就是炼制硫酸铜（一种果树农药），我到如今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化学原理：再就是劳动课，也学习一些工农业生产知识，比如有次学习果树知识，老师指着苹果树的主枝说，这叫中央领导干，我就纳闷，“中央领导”是多么神圣的字眼，怎么用在果树上。劳动课主要还是安排劳动，大约每两个月一次，用一周时间为工厂加工产品，或者是安排其它劳动，有一次甚至步行几十公里，到水库工地，用小锤粉碎石子，也是干了一周。其它的零碎劳动更是家常便饭，当时上劳动课几乎比上文化课时间还多；那时的政治课，主题是大批判，我高一主要是批判右倾翻案风，高二主要是批判“四人帮”。

1976年7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学校组织我们种了些箩卜，当时说是支援灾区的，后来也不知道送去了没有，这也算是政治课吧。忆苦思甜也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位姓迟的农村老太太来，在回忆了旧社会的苦以后，她又批评现在有些人忘本了，说她女儿现在吃煎饼还要就着咸菜（指炒菜）。当时我就疑惑，吃煎饼再有点菜就着不过份吧，这也是忘本吗？但这点疑惑不敢说出去，我怕别人说我也忘本了。

听完忆苦思甜课之后，就是吃忆苦饭了，学校也是煞费苦心，为上千学生和教职员工准备了难以下咽的糠菜饼子；那时的音乐课，就是教唱口号式、政治味浓、美感很差的歌曲，先是语录和歌颂文革的，后来是批判“四人帮”的。有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上来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嗨，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结尾是重复三遍就是好。有同学不知是捣乱呢，还是嫌不过瘾，别人都唱完了，他还要再来几个“就是好”。其实，一件事再好，也不必声嘶力竭、反反复复的“就是好、就是好”的歌颂！这样的高中，都毕业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我1977年高中毕业，但英语的初中第一册还没有学完。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应该有一搏的，可惜为时已晚。我尽管做了一些努力，仍名落孙山，我也少了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次高考，学校同年级200多学生全部和我一样的命运，无一人入榜。那年究竟考了多少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分数不公开）。我的高中毕业证书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德、体且不说，我至少在智育上愧对老人家了。前些天，我因公又去了一次我的母校，参观了学校的荣誉室，墙上挂着部分考上名牌院校和留洋国外的学生的照片，真羡慕这些小学弟、小学妹赶上了好时候。

我的第二个证书，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证，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我也许是命运多舛了。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上学在文革时期（又恰逢末期，如果晚两年，或许还能学到些知识，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也不枉为知识青年的名了），高中毕业又赶上最后一拨上山下乡，在农村生活劳动近两年。这两年，出了很多力，流过很多汗，长了一些见识，我感到终身受益。我的人生路程上也多了一段农村生活的记录。

回城工作后，接下来就该领结婚证书了。我的结婚证书是张硬皮纸，一面为大红色，一面为白色，很粗糙，与现在的根本没法比。说起领结婚证来，还有一段趣事。当时爱人有事，又近婚期，我带着双方单位的介绍信，自己骑车到县城所在地镇政府办理结婚登记。那时是镇政府文书负责这项工作，我和他很熟悉。他看我一个人去的，说不行。我百般求情，他总算是开了口子。在结婚登记簿上，我用右手食指在我的名下按了手印，用左手食指在爱人名下按了手印，就算是完成了。

我的结婚证书上也没有合影照片（办理结婚登记时忘记带了），更不可能在照片处盖上镇政府的大印了。事后，我曾和爱人开玩笑，我们可能是非法婚姻啊！这次收拾东西，也翻出了结婚照，是半身黑白的。我想把它再贴到结婚证上，自己把这件事办“合法”了。结婚证书简单，结婚仪式和程序也简单，我的结婚照就是刚才提到的在照相馆里照的一张黑白照片，结婚时用了一辆吉普，在家里请了几桌客。哪象现在还要照几十张像片搞个影集，要用八辆小轿车，要全程录像，要请几十上百桌客，等等。这也许是时代的进步吧。

结婚一年后，顺理成章的就是生孩子办独生子女证了。关于这个证我感到奇怪的是，它应该是发给孩子的。里面的第一项内容是姓名，自然是孩子的姓名，然后是父名、母名。而孩子当时才多大啊。从此以后，就开始领取计划生育补贴了。我说过，我也许命运多舛。我结婚时，已经严格实行“一孩化”了，我当然要坚决执行国家的政策。我们这茬人现在都往50岁上奔了，即使几年十几年后国家改变政策，也只能是一个孩子了。这也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觉得一个孩子就很好。

我回城后在机关工作，为文化水平不高时时感到苦恼，单位里又陆续分来几个中专毕业生，与他们比，我有些自卑。那时国家又不承认文革时期的高中学历，要求从初中课程开始补。我就开始补习初中课程。一番努力后陆续开始领取初中各科的合格证书，其中的化学合格证我还保留着。高中毕业生又重新考取初中的合格证，也是历史的产物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大规模培训干部，举办了各种脱产的干部培训班。1985年，县里给了我一次参加考试的机会。当时大约有六七十人参加考试，录取20人。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补习（如果说复习是高抬了），我竟考了第一。我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全力投入，认真系统学习了各门功课。两年后，顺利领到了大专毕业文凭，尽管带有“干训班”字样，对我而言，也弥足珍贵了。我当时上的学校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的校外班，校址就在县城南一“莫”字打头的村庄，我们同学都戏称自己是“莫大”学生。以后我又拿到了本科函授毕业证书，就是为了有个学历，学习态度不端正，也没学到多少东西。

我参加工作近三十年了，其间在六七个单位工作过，岗位换了十几次，我自认为工作态度是认真的，因而也小小不然的获取了几个荣誉证书。其中有盖着市委、市政府大印的二等功奖励证书，有县政府颁发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有参加征文活动的荣誉证书。尽管不值得夸耀，但我还都保留着。毕竟这也记录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在保存的各类证书中，还有财产方面的证件。其中一个是自行车证，封面上印着某某县公安局发，里面罗列的规格、型号、车号等等内容，其详细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汽车行驶证、驾驶证。须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乃至以前，自行车也是笔财产啊！记得当时有人戏言，借（出）老婆不借车子。我当时对自行车也是倍加爱惜，经常擦洗加油，有人要借，还要琢磨琢磨，归还时要检查一番。令人惊喜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又有了房产证，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感谢国家，我们工薪阶层也由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了。过去的年代，物资供应证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还存有一个煤炭供应证，有了这个证，三口之家每季度能购买175公斤平价煤呢，做饭用煤球、冬天取暖就不用愁了。这在当时可是城里人、非农业户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