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权利？今天我们在思考的问题，哪些是新浮现的？哪些是千百年前就被讨论过的？”“一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哲学跟时代氛围是什么样的关系？”“总是显得很深奥的哲学对我们当代生活是否有启发意义？”“怎样向大众去普及哲学？”
最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以“做自己的哲学家”为主题举办了一场线上直播，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分享，徐英瑾谈道，希望通过这种直播课的形式，分享自己对于“哲学之用”的理解。
直播现场。哲学问题对普通人真的有启发吗？
徐英瑾从事现象学、分析哲学、欧陆哲学比较研究，在高校开设了古希腊哲学、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哲学等课程，而在课堂和研究室之外，他在各类社交媒体也非常活跃，他有一个直白的网名——“徐英瑾文史哲”，定期发布讲课音视频，向大众普及哲学问题。
而关于哲学问题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真的有启发，徐英瑾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性非常大的历史时期，如果按照自己的本能和习惯来继续日常生活，可能很快就会觉得与生活脱轨，“因为社会整体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你要具有适应性，你的思维要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在人类思维当中也有一种恐龙效应。”
恐龙效应，是指原本统领地球很久的恐龙大多数的时间生存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中，它小小的脑子也够用，但当环境突然变化，恐龙很快就灭绝了。徐英瑾以恐龙的比喻来阐明：人类个体也需要具备一种对自己的思维框架迅速切换的能力，我们需要迅速改变自己的身份标签，才能够适应这种新变化的时代。
具体而言，哲学的功用之一就是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变得可以接受，“比如，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资本论》里关于货币哲学的道理，理解了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和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再看待日常的经济生活，或许就会觉得人对于真金白银的痴迷可能是中了毒；还比如马克思主义谈到的关于‘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问题，想到大厂发生的过劳死事件，我们可以认为，死劳动就是货币，活劳动就是你的生命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奴隶制比古代奴隶制更残忍，恩格斯说过一句很漂亮的话，以前是按照人来卖，现在是按照时间来卖。而且它是一种隐蔽的奴隶制，因为它签契约，你是自愿的，人表现出的心甘情愿更加重了剥削。”
哲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徐英瑾认为，千百年前哲学家们哲学讨论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比如“世界上的正义到底是取决于利益和权利，还是正义有自己的标准。中国互联网典型的正义是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义，你有权力，你有拳头，你就是正义，而这种观点《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早就说过了，最后苏格拉底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哲学史的学习首先让你知道，古人已经把你的问题想过了，我们需要保持谦虚；其次，哲学是辩论性的东西，通过反复辩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立场都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样人就不会变得太执著，而且中国人的很多辩论是为了面子，总觉得维护尊严比维护真理更重要，学习哲学可以治这个病。”
徐英瑾也认为，因为哲学本身会思考一些很大的问题间的关系，比如所有的心灵事物是不是都能还原成物质，如果在这个尺度上思考问题，你的大脑处理宏观信息的能力就比一般人强，也就多了一些格局感。
哲学术语与黑话解码
哲学术语应该如何正确解码？又应该如何在翻译成大白话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保留学术本义？
在经历不断的探索尝试，特别是在不同的媒介和平台与大众对话之后，徐英瑾认为，平衡的核心在于术语删减过程。专业讨论里，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讨论对一个术语怎么界定、不同人对这个术语是怎么看的，但是在大众传播当中要以事例为中心，从一个例子来得到大众的共情，适当加入一些术语，数量最好是宜少不宜多，否则大家记不住。
比如讲述“韦伯定律”时，可以参考一种生活场景：你在比较高的水温中洗澡，把水温提高1℃，你可能感觉不到，但如果之前在很低温的水中洗澡，突然加大量热水，就觉得受不了，这就意味着，后面的温度的高和低取决于你前面接受的温度是多少。比如你周围的人都跟你说我家孩子又拿到北大清华的通知，有人说我侄女已经在哈佛、斯坦福，你会觉得心理落差非常大，这是铸造了现在的社会生态的一个原因——即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没有一个比较局域化的评价标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导致比较的差量值太大。
徐英瑾也并不认为黑话解码是一个向下俯就的行为：“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发现，原来不需要那些术语，哲学道理也能讲通，”他同时认为，“深入浅出地把一个道理说清楚，这对我的专业写作有正向的帮助作用。”
但是对术语删繁就简的过程不代表没有判断，徐英瑾认为，“我们以鄙视链来确定自己的主张，但是不要人云亦云建立一个鄙视链。举个例子，很多人主张海德格尔比萨特高明，但是你的证据是什么呢？萨特能写《存在与虚无》，这是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登堂入室大部头的学院哲学著作？萨特写了多少戏剧、小说，海德格尔他写过小说吗？这两项分数一加合在一起或许才可以判断谁更厉害。”
“我喜欢从客观角度评价综合能力，而且中国人最喜欢讲文史哲不分家，萨特同时是个大才子，又能写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分数当然高。萨特哲学鼓吹绝对自由，但是他的哲学进化到一定程度就意识到，当你鼓吹绝对自由的时候不要忘记别人的自由，别人的自由必须被尊重，维护别人自由的时候你才能维护你的自由，在这里他又转入黑格尔式辩证思路，他的哲学可以以某种方式把我们所公认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原则慢慢重建出来。”徐英瑾补充道。
“用得上的哲学”
尽管所学尽是冷门，徐英瑾并不认为讨论哲学是小众群体的专属权利。“回到日常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是小哲学家。”在他看来，普通人也需要用哲学来思考，因为普通人也会面临一些决定人生命运的战略性抉择，希望获得精神指引。
身处其中，徐英瑾也观察到，如今的哲学专业陷入了一种尴尬处境：它由曾经文科状元们的理想，渐渐变成了“调剂专业收容所”。他回忆道，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往往只有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学生才能进入哲学学院，“当时的年轻人以哲学家为偶像，张口闭口说的都是萨特、海德格尔和康德，北大、复旦的哲学专业在当时是最难考的，现在很难想象曾有过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年轻人会为了黑格尔和叔本华谁更厉害争得面红耳赤。”
徐英瑾把这种转变归结于稀缺性的丧失。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的书籍逐渐丧失了稀缺性，电子书资源随处都是，各种版本、各种文字，用搜索引擎一搜就能下载全本，而人的本能恰恰是，越不稀缺的东西，就越不重视。
“互联网在考验人们的学习能力，”面对信息爆炸时代，徐英瑾作出这样的评价，“不爱学习的人更糟糕了，而爱学习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全面提升学习效率。”重塑失落的哲学，需要先打碎庞大深奥的哲学体系，再以一种趣味性与实用性结合的视角，把哲学知识普及传播给新媒介受众，尤其是年轻人，最终帮助哲学恢复生命力。
“哪怕是听了我的讲述，屏幕前有几位青年学生，产生了对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的兴趣，真的去找一本《存在与时间》、或者《法哲学原理》来读，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徐英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