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师在课堂
2017到2021年间，
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课程，
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之中受到了热捧。
这门课的主讲老师袁长庚
也由此成了校园里的“网红”人物。
在课堂上，
他会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的死法，
还把“设计一场葬礼”作为期末考试的题目，
这些在学校看来“出格”的事情，
赢得了学生们的喜欢。
他们亲切地喊他“老袁”，
还将他看作“心灵的抱枕”，
有任何烦心事，都愿意找他倾诉。
老袁（右一）和学生相遇于电影节上
聊得多了，老袁发现，
这帮Z世代的高考优胜者们
其实有诸多困惑：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会常常不开心？
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失败……
老袁在课上说，
“死亡”并不只是最后那一刻，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生命，
理解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和如何看待眼下的日常生活。
自述 | 袁长庚
表演一场葬礼的现场
201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深圳南科大一教大楼的某间教室里，一场“葬礼”正在举行。
屋子里灯光昏暗，窗户上缀着黑纱，靠近讲台的桌子上点了一圈蜡烛，中间躺着位“逝者”，旁边则是身着黑衣、神情肃穆的哀悼者们。不远处，台下坐着的六七十名“观众”一样沉默，因紧张而陷入某种沉思。
这不是某部恐怖小说的开头，而是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通识课的期末考试现场。
老袁《理解死亡》课的PPT封面，那只猫叫“老吴”
它死的时候，老袁带领学生一起给它办了场追思会
袁长庚给大家出的考试题目是：表演一场葬礼，时间20分钟以内。
那一晚，学生们一共“办了6场葬礼”，表演整整持续了3小时，有纯中式的葬礼，也有一场全程不知所云的另类葬礼，但老袁觉得“都挺好”。
这些曾对死亡毫无经验的孩子们，不仅借此了解了与葬礼相关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感受到伤痛和哀悼的力量，还在剧本里加入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体悟。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展现了纠纷的“葬礼”：一个孩子在校门口意外死去，家长和学校在孩子的葬礼上为追责而起了冲突。
“这个作品把我课堂上提到的问题都囊括了进去，比如死亡的私密性和公共性，死亡与正义，如何哀悼等等，至今想起来还是很受触动。”
后来，这场特立独行的考试引发了一场讨论风波，消息传到校领导那儿，老袁挨了顿批，以葬礼为作业的尝试也告一段落。
在老袁的另一节课上，学生们正在表演舞台剧
女孩圆圆进校的时候，“葬礼”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但这并不妨碍她从老袁的课上获得慰藉和更深的思考。
去听死亡课的时候她大四。“我的奶奶80多岁了，每次放假回老家，都会看到她一天比一天衰老。”老人的生命在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威胁下变得愈发脆弱，奶奶却和她说，希望自己去世的时候，过去得快一点，不要抢救。
圆圆学的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人的生命，她不能想象没有奶奶的世界，也无法理解奶奶的想法。
在圆圆的死亡课笔记本上，记着老袁课上讲的各种金句：
“死亡就是心脏停止跳动，神经元——承载着一个人所有记忆和性格的物质基础collapse（崩塌）。”
“理解死亡，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一个接口。因为是活着的人承担失去的后果。”
“死这件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死亡的时间和形象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些带着思辨性的句子，和老袁课上推荐的电影、图书，同学们表演的舞台剧和交流的作业一起涌入她的大脑，让她反思：自己对于死亡，是不是太过于无知和胆怯？
《阳光小美女》剧照
她始终记得在第一节课上，老袁给大家看了一部电影——《阳光小美女》。
那是一部喜剧，为了实现7岁女孩 Olive参加选美大赛的梦想，全家人——爸爸、妈妈、哥哥、爷爷和自杀未遂的叔叔，带着各自的困惑和对彼此的成见上路了。结果途中突然爷爷去世了，围绕着爷爷的死亡，这一家人展开了对各自人生危机的反省和克服。
放完电影，老袁对大家说：“这个世界上，生存本身还有另外一面：不那么确定，不那么上升的状态，这个状态对理解我们的人生意义同样重要。”
什么是善终？灵魂是一种必需品吗？人为什么会自杀？如何办一场葬礼？牺牲的意义？在疫情时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的死亡观念？……死亡课的16个话题上完，圆圆慢慢接受了奶奶的想法，她想，原来死亡也好，失败也罢，都不见得是坏事，关键是我们如何活着。
以下是袁长庚的自述：
《我们天上见》剧照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死亡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漫长的功课。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家里是不谈“死亡”的，给母亲扫墓的时候，也不会带上我，他们觉得是在保护我，让我赶快翻过这一页。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像失明，我是一点一点看着眼前的东西在我的世界里消失的，我甚至是连悲伤都是慢慢习得的。
曾经我以为，这是一个我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但后来我想既然自己是一个学者，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术的方式面对它？这个想法一直埋在我的心里。
到了南科大教书以后，其实第一学期的课挺成功的，但我却有挫败感。当时我上的是《文化研究导论》和《饮食人类学》，这些知识学生可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但离真正能打动他的那个东西，还是太远。
我能感受到学生们是有自己紧张感的一些东西，是带着人生困惑来的。我就想，既然要讲课，一定得讲那种能触动人心的东西，能引起别人生命共鸣的东西。
于是我就选择了讲死亡，这是我自己一直面对的问题，更是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寻梦环游记》剧照
我最初开课的时候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说去停尸房太平间之类的。但后来“葬礼”被叫停之后，形式上越来越常规化了，让学生们写文章比较多。
有一个很沉默的女生，在作业里写到她的父亲。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就用文字一点一点拼凑起了这件事。我当时很感动，她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自己。
还一个女生，她写姥姥去世之前，二姨跟妈妈一块照顾老人的一个细节——给老人洗澡。她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日常之下暗潮汹涌，大家各有各的问题，压力差不多已经爆表了，但是老人在这儿，你还得坚持下去。
上课的形式到最后反倒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成了可言说的。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我有一个专题是讲“自杀”的，因为2018年，我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学生自杀的新闻。我想告诉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能打开来看，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无出路。死亡不是一个有效抗争的方式。
结果一个学生就说：“老师，我觉得人有权利杀掉自己，人的理性可以决定一切，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干什么事都行。”
这个学生的成绩很好，也很自信，属于那种科学主义者，其实能代表一批学生。
那天我们讨论了很久，其中我问了他一点：“如果你相信你的理性，因为它告诉你今天过得不顺利而自杀，但你明天有可能顺利，后天有可能顺利，那你的理性就变成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东西，这个让你决定自杀的理性，好像眼光不是那么长远？”
他听完以后愣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路走来非常笃定的东西，有可能远比他想得更复杂。
《寻梦环游记》里关于死亡的看法影响了不少人
我还问过学生一个问题：
假如你可以有 4 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你觉得什么样的死亡是好的？
A.孤老终身；
B.突发心血管疾病；
C.艾滋病；
D.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其实我当时是想测试学生，这些东西里面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比如孤独终老，你可能会活很久，但有慢性病，你有更多时间陪伴亲友，不会突然不告而别。或者突发疾病，你可能很幸福、很年轻，但突然就没了。艾滋病是想说，你的私人生活里可能有一个坚实的陪伴，但在社会上你处在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状态。而空难是一个意外，是没法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去理解的一个选项。
我完全没想到，最后选空难的人特别多。他们的理由大致相似：自己不用负责任、不用面对衰老、疾病、不确定的未来和孤独。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我问他们，你想过你的爸爸妈妈的感受吗？大部分人表示没有考虑那么多。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冲击，我忽然意识到，这传递出一个信息，Z世代的年轻人对这个时代非常倦怠：我想我的生活只跟我有关，也不太考虑我死了之后，另外的人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相对激烈的态度背后，潜藏的可能是他们没找到建立与周围环境联系的方式，他不是不愿意干这个事儿。
《死亡诗社》剧照
我对Z世代这批孩子更深入的观察，主要是来自课外。
除了上课之外，南科大的老师会有一个对学生开放的office hour。来找我的学生，大多是一些成绩在70分左右的“边缘学生”，或者有一些抑郁症、躁郁症、双向情感障碍之类的孩子。
我开玩笑说，你们是把我这当成“告解室”了，每个星期来这舒缓一下，完了转身再去生活、学习。
曾经有一个上海的学生来找我，说他的恋爱非常不顺。他觉得自己毕业于上海一所特别好的中学，学习成绩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为什么女孩会不接受我？
还有另一个男孩，他来找我的时候，直接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excel表格，上面是他根据容貌、成绩、性格等指标，对班里的6个女生的打分排名。他说他想找个女朋友，所以从第一名开始追求，目前，前三名女生都拒绝了他，他想不通。
考进南科大的学生，都可以被称之为应试教育体制里的“绝对成功者”。进了学校之后，整个大环境也在鼓励他们做个体式的竞争，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认知：总是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自己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获取才能够建立自己的价值。
因此他们会认为，只要我足够好、足够强，GPA足够亮眼，肯定就有人喜欢我、崇拜我，最好的东西都会自动向我汇聚。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的感情，以及很多事情，都不在这个确定性当中。
后来我开死亡课，其中一个设计原则就是，要在充满确定性的图景当中，引入大家对不确定性的思考。
《死亡诗社》剧照
那个上海男生成了我死亡课的第一批学生，也上了我的其他课程。他慢慢意识到，人原来是有不同的路径的，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后来他选了特别偏门的航空航天专业，但他不是为了设计飞行器，而是为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写科幻小说。
去年年底，我们吃了个饭，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一个非常小的游戏工作组里面做策划，设计游戏的对白和情节，这绝对不是他同龄人最常见的轨迹，但他过得非常开心。
还有些学生，他们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名额、出国的名额，选择休息一年，去支教之类的。
我并不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我给他们的，但是年轻的好处就在于说，当你从一个地方得到一些暗示以后，它真的会对你产生效果。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另外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可以谈抑郁症，这是一个进步。但这里面挺复杂，我们有些时候是假借一个病，把一些东西打包了。现在其实在回避一些更棘手、更难处理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建立起价值体系。
整个时代、全球范围之内都是这样，以前负责提供人生意义的那些系统，在今天基本上完全都失效了，有些人可能就转而拥抱更虚无的人生态度。
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拉着个“十佳毕业生”来我的办公室。这个孩子不光成绩好，而且是文艺骨干，可以主持上千人的晚会，情商非常高，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
但那天晚上我跟他聊完天以后非常惊讶。他说他接了一个北欧 PHD的 offer。我问他为什么想去北欧，那通常不是学习好的学生会选的。他说：“老师，我就是去了就不想回来了，我就想去一个大家都不争不抢的地方。”
你觉得成功者不迷茫，但其实他可能比我们还迷茫，他选择了一条更消极的逃逸路线。
《阳光小美女》中，爷爷告诉Olive，什么才是失败
几年下来，我觉得整个教育体系太强调所谓的“成功”。2020年爆发了疫情，我想面对这么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除了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能不能给学生一些具体的能力？
比如一些读书的技能：如何理解文本，如何看一本书的核心思想。所以那年秋天，我又开了一门课，叫《社会学名著导读》，那个学期的专题叫“失败者社会学”。
当时一个做学生管理工作的同事告诉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大的小孩，成绩各方面都不怎么样，因为上了这门的课，转变很大。
这个学生说，在课上听了一个概念叫作“结构性暴力”，他也不太能明白其中的内容，但他了解到有些事情跟一个人的能力高低没有关系，而是他所处环境决定的。我想他应该是借助这个概念，走出了“把一切不顺利都归咎于个体能力、努力程度”的认知困境。
这其实是我开课的动机，我想告诉学生：失败不见得是你的错误。有些时候就是时代或者条件还不具备，然后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袁长庚的课上，旁听的学生们
那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没有测试，就安排了一个课上的分享，叫“失败者分享会”。我让学生自己报名，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失败者，不管是学业、生活、性格、感情问题，你都可以报名，然后讲讲你的故事。
当时我只是课上发了一个招募的通告，没想到那天晚上来的人非常多，一个阶梯教室大概挤进去了四五百人都不止。
在一个追求绝对成功的学校里，看见失败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就够了。
《入殓师》剧照
“如何面对失败”、“人生的价值体系”，这些概念其实都是从“死亡教育”的命题里延伸出来的，它的范畴非常大。
你可以讲哲学，你可以讲艺术，也可以讲具体的急救或者是哀悼。目前很多学校的生死学，是散落在各个专业里面，有医学院的，有公共卫生的，有心理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放在思政课堂上讲的。
我特别同意美国的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观点。他有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英文名叫Being Mortal，简单讲就是人终有一死。
他说你不要觉得死亡这件事情，只跟我们最后这一刻有关系。实际上，你怎么想象死的过程，你怎么想象“什么东西叫做幸福”，“什么东西叫做美满”，都和它相关。死亡直接关联到你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配置你的日常生活。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缓解死亡焦虑的问题，还是要重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如果只是觉得活着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最厉害、最牛，其他人都得听我的，那就不存在缓解的可能。
对我的学生来说，死亡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我们终有一死，那么我们的道路和工作能不能禁得起自己的审视，或者说，在注定要走下坡路的人生当中，什么才值得珍惜。
所以我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你要从周围的生活开始关心，要爱具体的人。第二就是你要有些朋友，互相有一些超越现实利益的东西。个体与周围建立起的紧密可靠的联结越多，你获得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或许就越大。
部分图片由袁长庚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