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梅煮酒
图：来自网络
又是一年高考季，这几天关于高考的各种消息纷纷刷屏。高考结束之后，欢呼雀跃，得意忘形者有之，嚎啕大哭，情绪崩溃者亦有之，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形势的多样化，相比于几十年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如今的高考在专家的眼里权重轻了不少，但不可否认，高考仍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没有之一。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很难做到超然物外，所以，学生和家长的种种表现都属正常，看着这形形色色的新闻，我想起了自己当年的高考。
那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当年寒窗苦读的辛苦、挑灯夜战的细节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记忆的长河里变得模糊不清，我记忆深刻的是，早年间生产队长在我屁股上踹的那一脚。
那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脚，如果没有那一脚，家境贫寒的我也许会早早辍学回家帮母亲干活，以减轻她生活的负担。可因为那一脚，我们母子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咬牙坚持，终于等来了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我出生在苏北的乡下农村，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当时的农村还处于生产队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即使都是壮劳力的家庭都很难维持温饱，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多年以后，我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不禁潸然泪下，那个马建强就是当年的我，不同的是他没了母亲，父亲身有残疾，而我是没了父亲，母亲虽没有残疾但同样羸弱。
我长大以后才听说，在父亲去世以后，生产队长四十多岁的哥哥（一只眼睛是好的）看上了母亲，曾托媒人上门提亲。生产队长家兄弟五人，属于村里的一霸，他的这个队长就是用拳头征服了前任队长得来的。
媒人对母亲说：“新喜（村长哥哥）的年龄确实大点，长得丑了一点，可咱过的是日子，要是图男人好看，买张画挂在墙上就行了，可那屁事儿不顶。再说了，男人大了会疼人，关键是他家人多势众，你嫁过去有着一大家子人看护着你，村里没人敢欺负你！”可母亲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丑陋，猥琐的他，拒绝了这门亲事。
母亲的拒绝，伤了队长的面子，因为他觉得在我们这个生产队他家的话就是圣旨，只要有要求，别人只能是无条件接受。他开始处心积虑的刁难母亲，每次派活时，总是把最苦最累最难干的分给她。
有一次，他让母亲驾驭着牲口车给地里送粪，副队长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对他说：“这活派一个妇女不合适，要不我去送粪，让她干点别的。”
队长看了他一眼说：“你呀，没有一点政治眼光，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报纸上也总宣传这里有‘铁姑娘’，那里有‘铁姑娘’，我就是要把她培养成个‘铁娘们’，让她给咱生产队增光，这才是个开始，以后所有男劳力干的活儿她都得操练一遍。”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们母子二人艰难度日，所幸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当时童年的我，并不知道学习对未来有什么帮助，只是看到每当我把第一名的成绩带回家，母亲的脸上总会有久违的笑容。母亲的笑容就是我努力的动力，为了能让她脸上的笑容多一些，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大概是我上初二时的一个星期天，生产队里插秧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每个家庭劳力总动员，投入这项工作。
在此之前，除了偶尔割草喂猪，我很少能帮母亲做点什么，能够参与插秧我很兴奋，因为能挣工分，也算我给这个贫寒的家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写这首诗的人肯定没亲手干过插秧这个活，把他拉到水田里干上半天，他就没有这么一肚子哲理了。
虽说苦孩子出身，但毕竟被干过太多的农活，时间不长我就觉得腰酸背痛，就在我直起腰准备休息一下时，屁股上突然被人狠狠踹了一脚，接着就听队长恶狠狠地骂道：“看你小子半天了，除了偷懒就是偷懒，你插了几棵秧，瞧你干的那活是人干的吗？”
因为我猝不及防，加上队长经常踹人脚上的力度颇大，这一脚直接把我踹倒在水田里，浑身泥浆的我与他理论，结果被他按在田间拳打脚踢，一旁的人费了还大的劲儿才把他拉开。
最后，他余怒未消地指着我说：“今天，你的活不计工，你娘的活也不计工，年纪不大，你还反了天了！”
晚上回家后，母亲流着泪安慰我说：“孩子，他欺负咱们就仗着人多势众，你还要努力学习，争取考出去，躲他们远远的。”
从那以后，本来刻苦的我更加拼命，每当稍有懈怠时，总会想起队长那凶神恶煞般的“佛山无影脚”。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几年后的高考中，我考上市里的卫生学校，虽然只是中专，但毕竟跳出了农门，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是我们那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分不出大学和中专，只要考上他们就认为是大学，我也懒得和他们解释，大学生对他们的威慑力应该更强一些）
中专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县医院。在我到医院工作十年之后，当年曾一脚把我踹出农门的生产队长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我恰好是他的管床医生。当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他队长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可能当年他踹的人太多，给我那一脚他早已忘记了，每次查房时，他总找机会拉着我的手，说说最近村里的发生的事，还说要我有时间一定要回去。
有一次，他甚至和我回忆起他和我已故父亲的交情。“那时我俩真是不分彼此呀！”说这话时他一脸的真诚。
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我对他的恨也渐渐消弭了，看着他那虚伪的真诚我甚至觉得他有些可怜。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幸运的是，饱受磨难的母亲依然康健，前些日子回乡祭祖，看到老队长拄着拐杖在街上踽踽独行，他曾是我的“恩人”，但他已经认不出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