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是要求对全州县安和乡原副乡长黄某某、原计生站站长高某某等人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立案侦查。
可能是因为思子心切，这对夫妇试图通过信访，找回上世纪90年代被乡计生办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抱走他们孩子的，正是当时的副乡长黄某某、计生站站长高某某。
他们先是报警，派出所建议找信访局，他们找到信访局，信访局又将信访件转到了卫健局办理。
3天后的7月1日，正是建党101周年。这么严肃的一天，全州县卫健局却出了一个非常不严肃的告知书，明确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红头文件，大红印章，特别权威。
看到这份告知书在网络广为流传，我开始也以为是假的，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或者说文明限制了我对愚昧的想象力，直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的报道，我才大为震憾。
告知书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主要是其中的两句话触动公众神经：
第一句：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是第七孩还是第八孩，这个重要吗？虽然在20多年前的90年代，能一口气生下七个孩子的也够厉害，但这并不是本案中最核心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被社会调剂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听说过超生人口社会调剂的说法。听说过工作调剂的，也听说过专业调剂的，但人口调剂，该是人类文字史上最卑鄙的发明罢。
毕竟，超生的孩子也是人，不是一个科目，更不是一件物资，他有父有母有来处，岂能统一抱走按需调剂？
关键是，调剂到哪儿了？既然不存在拐卖儿童行为，孩子呢？
第二句：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
这才是真正让人绝望的地方。孩子抱走了，却没留下任何记录，也就是说下落不明死无对证，现在想找，肯定找不到了。
是送给不能生育的家庭了？还是被国外爱心人士收养了？或者是送到福利院，甚至是直接“处理”了？没有去向，也没有人给出答案。
这样的一个人伦惨剧，当地卫健部门竟然回复的如此轻描淡写，好像丢的不是孩子，而一个年代久远的物品一样，一句“无可查证”便草草打发了。
问题是，这些孩子去向不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产业链？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正是拐卖儿童最猖獗的时候。
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什么社会调剂，说的这么道貌岸然，就是直接没收了呗。按这个逻辑，现在农村光棍这么多，是不是也从城里调剂点白富美到农村做媳妇？
确确实实，看到这个新词儿的时候，我大为震憾。但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却发现这并非孤例。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就曾以《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对这一现象作出报道。而2011年的另一篇报道《邵氏“弃儿”》中，也披露了湖南龙辉县的疯狂之举。
但翻遍了那个年代的所有计生政策，也没有发现超生人口社会调剂的表述，显然这是当地为完成计划生育任务而自行出台的加码土政策，悲哀的是，这样的土政策在很多地方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想。四川达州一位23岁谢姓女子，因父母交不起8500元超生罚款，就被当地计生委“调剂”了，后来通过努力成功找回了亲生父母。
全州的问题并不在如何调剂上，而是没有把人民群众的诉求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更没有高高举过头顶，而是用一句没有记录便草草打发，可以说是很不人道。
相关法律专家对此指出，如果情况属实，就涉嫌违反行政法律，如果是部分工作人员真的抱走了小孩子，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权、滥用职权，轻则应行政处分，重则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好消息是，在舆论关注下，桂林方面已经作出反应，派出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全州县进行调查，全州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多人已被停职。
而根据桂林市卫健委回应称，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过这个政策，由当时的桂林地区下发。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正在查阅档案找具体的政策内容。
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个别现象，也是个别地方发展过程中的一种Bug，但这不是我们回避或者搪塞的理由。这才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在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同样考验我们基层治理和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不能总是拿历史当挡箭牌，正视历史，正视事实，也是一种进步，同样能赢得掌声。
不要把什么锅都甩给历史，也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时代。
时代犯了什么错？历史还不都是人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