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高考改革也在向更深的层次迈进。以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我国开启了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
高考这十年，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未来高考综合改革又将走向何方？新高考给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乃至这一代人分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近日，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系统地梳理和回顾这一轮高考综合改革以来的成就与挑战，以及就“高考可以取消吗？”“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高考？”“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高考还能改变命运吗？”等热门话题展开对话和交流。
嘉宾介绍
刘海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介绍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高考综合改革画上阶段性句号
成绩与挑战并存
陈志文
刘老师您好，很荣幸邀请到您参加我们“教育这十年”的访谈。6月27日，第五批高考改革省份启动。2014年到今天，8年过去了，第五批八省市启动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高考综合改革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其实此次高考改革，原则上应该从2012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算起，正好10年了。从您的角度看，我们这一次高考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或者说有什么收获？
刘海峰
其实您也是高考改革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特别有见解的专家。我简单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我们通常讲的新高考改革，实际上用学术语言比较正规的叫法是高考综合改革，是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以后实行的。
从2014年上海、浙江两个省市推行3+3的科目改革以来，到现在是推出了五批，像您讲的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这一次高考综合改革，或者说以科目改革为标志的新高考改革，它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改革幅度最大、影响面最宽的一次改革。典型地体现出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特性，因为它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它的影响面，影响的幅度或者说深度都是相当大的。
我觉得，新高考改革积极的方面很明显，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就是增加了考试招生的多样化，还有学生、高校的选择权，这个主要是相对于原来的文理分科，大文、大理两类而言。原来只有非文即理这么两种选择的可能，现在上海3+3，一下子增加到20种的可能组合。浙江省是7选3，是有35种可能的组合，当然实际上大部分不会选择，但是理论上提供了那么多组合。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往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他可能有自己的兴趣专长，我只兴趣在理化生，或者只兴趣在政史地。那么现在他可以跨文理来选考，这为学生拓宽了选择性，对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很有好处。所以在刚开始试点的时候，上海、浙江很多学生他们的选择空间、机会大大增加，乃至于课表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一个说法叫“一人一课表”，每个人的课表不一样。
在浙江省，第一轮的新高考试点的时候，有百分之七十几的考生，是跨了原来的文理来选考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到，这一种跨文理选考，也不完全都是他们真的兴趣，有些人可能只是考虑有利于自己怎么来拿高分的。但不管怎么说，有百分之七十几还是很高的，突破了原来文理分科，非文即理的模式。
陈志文
我记得大概是在73%。
刘海峰
对，这是第一个好处。新高考还促进了高中的多样化办学，原来各个学校都是千校一面，办不出什么特色，现在在新高考的大背景下，各个学校都根据自身的特色，也就是学生选考的比较多的组合，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不同特色。有的学校条件比较好的，有大走班，走班的幅度很大，面积很大，有的学校走班就是比较小，或者是有的讲说中走班、小走班，或者是微走班，这个就很不一样，本身选考不同，班级组合方式不一样，这个差异比较大，所以过去讲的这个千校一面的情况是有相当程度的改观。
第二个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学生高考的压力。尤其是浙江省第一轮试点，刚开始，他们的选科考试时间是安排在4月份和10月份，不在高考的6月份，这样改变过去了只在高考一个时间点来考试，考生的心理压力，各方面的压力特别大。其实选考科目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高考科目，它名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但实际上既然是带入总分计算，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水平考试，而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实际上就变成高考性质了。
安排在4月份、10月份，虽然也是跟高考性质差不多，但是考生的心理压力，还有家长的焦虑程度，远远不如高考，考场周围也不像我们现在每年高考，各地都是家长那种非常焦灼的眼神看着里面，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考生的考试心理压力，包括家长的、社会的压力。
第三个好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高校进行一些专业的调整或者改革。因为现在这种比较多样化的选择，特别是浙江省的先专业后学校的报考志愿方式，会倒逼高校整合，或者说改善、改进一些专业的设置，至少科目、专业的整合是有所调整的。
陈志文
高校招生上被迫搞大类招生，实际这会推动学校的大类培养。
刘海峰
对，我们还是提倡能够宽口径一点，现在这样还是有明显的好处，这是第三点。
陈志文
我觉得其实从原来方案设计上，至少从制度设计上，有一点还是很突出的。高考恢复四十多年，我们很少在招生上动作，即便有动作都是小范围测试，比如说自主招生。但是这一次明确提出，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当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各省市小范围试行，并没有真正大面积推广开。所以现在的高考改革也经常讲说“两依据一参考”，就是综合评价只是一参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招生上搞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也就是说不唯分数，或者去唯分数化。
当然还有很多有利的方面。从这次高考改革国务院文件来看，这个文件当时讲了三个有利，第一个是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第二个是有利于高校科学选择人才，第三个是有利于公平，虽然是并列关系，但实际上还是有顺序的，这个对高考的定位实际是有调整的。
原来高考就是为高校选拔人才服务的，现在首先强调了第一点，有利于教育改革，换句话讲更多的是有利于基础教育的一些改革，本质就是配合新课改与新课标，就是我们希望发挥指挥棒的反拨作用，改变“你怎么考，我怎么教”，希望变成“我怎么教，你怎么考”，所以后三门改成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地方命题，换句话讲，把这个指挥棒要交还给基础教育手里，这是这次高考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所以总结一下，第一个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虽然最后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都是小范围的，但也是第一次系统或者全面提出了这一点；第二，希望通过高考改革来反拨、引导基础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改成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我就补充这两点。
刘海峰
很好，讲得很充足。
陈志文
刘老师，我们经常讲这次高考改革是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坦率地讲，也遇到了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挑战，所以我们中间停过两年，就是2019年和2020年，2020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2019年那次暂停，是因为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挑战，其中比如说高考物理选考人数下降的问题，还有赋分制度的问题等等。在您看来，我们高考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或者问题？
刘海峰
这次高考改革，我们讲以科目改革为标志的新高考改革，它好处很大，成效很明显，但是遇到的问题也很多，挑战也很大。
我曾经在2019年6月份，也就是在2019年4月份江苏等8个省市同时推出3+1+2的改革模式后，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新高考改革的实践与改进》，对新高考改革遇到的问题，提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考试负担的问题。尤其是在第一轮的浙江省比较明显，虽然它把考试选考科目的时间放在非高考的时间进行，但是刚才我讲了，毕竟它性质发生改变，名义上是基础教育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际上只要一旦选考，它的性质就是高考，而且是100%带入总分录取的，它就不像过去会考时代软挂钩，它是全挂钩的，还不仅是硬挂钩，而是全挂钩。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拼尽全力来拿高分，像浙江等试点省市，都是按100分来赋分的话，大家都会尽可能拿到满分。
这样一来，虽然考试的负担和心理压力分散到非6月份的时候，但是总的压力，总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且在浙江省刚开始试点的时候，总负担可能还增加了。因为考试压力，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而是可能会裂变的。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座谈，杭州二中当时的校长讲到，杭州二中是浙江省最好的高中之一，过去在老高考的情况下，高一、高二的同学，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才艺表演活动发展做的不少，但是新高考一来，从高一就开始（当时第一轮的时候，高一就可以选考），大家不敢去做这些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的活动了。一开始就去选考，去拼命拿高分，他的学习负担从高一就开始，就不是以前的高三，相当于上了三年的高三，所以在当时是有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改进了。浙江省4月份和10月份的选考科目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改成1月，以及和6月份合在一起，这样无论对于学生学习的安排，还有考试安排都会减轻许多压力，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陈志文
现在第三批以后考试就一次，都和高考时间重叠。
刘海峰
对，但是浙江省还没有。我记得是在2016年4月份，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还有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部分委员，当时受教育部委托，对即将启动新高考改革的第二批的省市，也就是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海南等进行督察，考察。我们分了两个组，我参加这组是到海南和山东，到海南的时候我印象深刻，他们准备实行的选考科目的时间，就排在6月份的9号、10号来考，我一听，就觉得很好，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因为只要是高考，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国家教育考试，要保证它的公平性、安全性、可靠性，政府部门要动员20个部门来齐抓共管防止作弊，保证安全，还有保证各方面的秩序，调动多少社会资源。选考科目实际上相当于高考，这些也不能马虎。所以我当时一听，觉得他们这个方案非常好，删繁就简。
陈志文
都选在高考日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实事求是。所以今年高考，因为疫情，上海推迟了一个月。教育部开发布会说其他地方高考正常进行，6月7、8两日举行考试，结果有一些媒体和舆论误解，说是不是因为疫情把高考的时间从三天压缩成两天了？这是因为不了解，新的高考综合改革后，高考时间只有两天，科目就是考语数外，后边已经不再是高考科目了，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是地方事权。
刘海峰
名义上不是高考，实际上跟高考没有什么两样。
陈志文
对，作为高校的录取分数依据，它就天然具有高考的性质。
刘海峰
因为它完全是一种竞争性考试，不是水平性考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最主要还是从第一批的试点来看，主要是弃考物理问题。因为后三门6选3，或者7选3，像物理、化学，跟政治或者生物地理，客观地讲，学科的难度、学习时间的投入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学生从趋易避难，或者说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他会去选一些比较可能拿高分，或者他认为可以有利于他的这种科目来选考是很自然的，必然会发生的。
物理科目，因为学习难度比较大，在第一批试点中就出现很多人弃考物理这一种情况，接下去两三年更明显，所以后来才为了避免选考物理的人太少，导致学生科学素养的下降，采取了保护政策。像浙江、上海，采取划定一定人数比例的这种保护政策。当然后来随着教育部，还有浙江省也出台了关于高校招生的科目指引，尤其去年发布通用版以后，实际上这个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因为你只要报考理工农医的学科，绝大部分都要求必选考物理和化学，等于是在招生环节把笼子或者篱笆给扎好了，你想高考以后录取机会比较多，就必须要去选考物理科目。
这个解决的是弃考物理的人少，但是第三批的试点，像江苏省刚开始要摸底选考的时候，化学也很多人弃考，后来也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科目指引的通用版出来以后，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了。
但是即使是现在3+1+2，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物理、化学，如果要考理科必考了，其他科目是不是难度就一样呢，我们现在都还是采取一样的百分制来赋分，也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陈志文
补充一下，第二个问题实际两头解决，一头是从3+3变成3+1+2，就是物理和历史作为限选科目，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另外一方面，从高校端下手，虽然学生有选择权，但是我从高校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出了“指引目录”，从试用版到通用版，从高校端也进一步提高了选考要求。也就是说两头都去扎这个篱笆，那么这种现象就得到了基本的遏制。
刘海峰
是，第三个问题还是科目的赋分问题，刚才也谈到了，有物理、化学的问题，但是即使是3+1+2，物理和历史必选以外，其他的这些科目里选两门的情况下，难度还是有不同，尤其群体不一样，而我们的录取模式是按总分录取，也就是分分计较，每一分必争的情况下，这种赋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物理和历史用原始分带进去以后，虽然它的区分度也有一定的科学性，其他的三门或者二门是按等级赋分，或者是第三批以后的是按从100分到30分，每1分一个梯度，区分度增加了，我觉得比这个11个等级，或者21个等级还是科学一点。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当年按原始分记录总分的时候，物理或者历史能够拿到100分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少量人可以拿到九十几分，可能很多也就七八十分，可是另外两门赋分是有1%的人是100分，这个100的分值，它是高于物理和历史了，所以历史和物理相对来讲，它的重要性反而下降，这个新的问题凸显出现了。所以赋分的问题即使进行“3+1+2”的改革后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
第四个问题，我觉得，新高考操作比较复杂。高考原来是一个大一统的统一考试，好处是非常高效、公平、可操作性强，可比性强，但是过于单一、统一，没有多样化，那么新高考是多样化非常明显，就是选择性增加很多，但是操作比较纷繁复杂，学生要填报志愿也是感到很复杂。特别新高考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说考生和家长，就是我们这样的高考研究者或者是中学老师都弄了好久才弄明白，所以这就是高考改革中有一系列的两难问题。我曾经系统梳理过，高考改革有八对两难问题，其中有一对就是，多样选择灵活多样与纷繁复杂这一方面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之间，是一个两难问题，也是一对矛盾。怎么处理好这个度？当然还有，比如说物理和文理不分科这种命题难度上把握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就不再多展开了。
陈志文
刘老师，就像您刚一开始讲的，这次高考改革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化学生的选择性，但是很遗憾，这个制度设计马上遭到了功利的算计，我们本来是希望孩子能彰显个性，选择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作为选考科目，但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甚至是多数学生和家长，选择的是最能拿高分的。物理选考下降，包含化学遇到的问题，本质是功利算计的问题，您怎么看这种给学生的选择权，以及我们现在遏制这种功利的制度设计？除了制度设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引导或者说解决这种功利算计？
刘海峰
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科目，或者认为可能有利于自己拿高分的科目，在新高考的模式下是无法杜绝的，也无法避免的，因为人的天性必然是趋利避害，趋易避难。但是我们新高考的选考科目就是这么设计的。
陈志文
从我角度看，我们给学生选择权，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举个例子，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从国家的需求，国家的发展需要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个人的喜好，兴趣等等角度来讲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学生的选择权也不宜过度放大，我也曾经公开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们不必过度斥责，那么我们一方面从制度设计，比如说后边政策的调整，实际在限制这个选择权，另外从高校这边拧紧螺丝，从指引目录一，指引目录二到指引目录三、通用版，不断强化对选择的限制，这是制度上的一个回调。
还有，我觉得应该加强宣传引导，比如你选择了物理和化学这种最难的组合，有三大好处，第一上大学容易，上好大学更容易。因为表面上不分文理科，但是选科结构决定了你的分数真正的含金量。比如对3+3地区，我记得清华大学要求人文社科也要选物理，否则理论上你拿了100分，但如果没有选物理，你连报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对于新高考改革地区，我们固然算计分数最大化，但一定是在某种前提下。
第二个好处就是更好就业，一般来讲理工科专业，往往比人文社科更好就业，这不止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尽量去选理科为主的组合。
第三个就是给后悔留下余地。17/8岁还是多变的年龄，变化是正常的，我们需要考虑给孩子后悔留下余地。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大学，理转文还相对容易的，文转理除非你是天才。
刘海峰
那我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应该有多少人去选考物理最合理，比较理想？
陈志文
您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也是关键。坦率地讲没有任何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依据哪个是对的。我曾查过美国的AP考试，那一年也是只有19%的人选考物理。我今天不展开了，美国也没多少人选理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不止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但是美国这么搞，他是有原因的，美国怎么解决他的理工科人才的问题？他收割全世界的留学生。
刘海峰
对，大部分是学理工科的。
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
堪称“国之重器”
陈志文
刘老师，您是专门做考试研究的，我知道您原来学历史的，误打误撞进入了招生考试领域，做了一辈子的招生考试研究。那么从您角度看，我们的高考制度，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为什么今天中国人对高考如此重视，事实上高考已经成了全社会的一件大事，全民高考。
刘海峰
好，我确实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考试研究的专业户，从科举到高考，它有一个必然的延伸，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科举犹如古代的高考，高考犹如现代的科举，它们的功能、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方面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高考自1952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整整70年了，当然中间有过11年的中断，高考发展到现在，成为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度的重大社会活动，或者几乎是全民的一种仪式。在欧美一些国家，他们的招生考试的测试、考试，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只有少部分人关注的一种考试，像美国的一些水平考试，一年考好几次。
而我们中国人，把高考不仅看成一个教育的考试，有的时候还把它变成了经济，变成了文化，甚至变成了政治，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面动员，是一个年度周期性必然出现的、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活动。虽然它有很多弊端和消极的方面，也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到2007年的十几年中间，批评很多，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高考，但是高考为什么还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一贯认为，高考是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我在今年的6月7号，也就高考那一天，在我们的“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众号，推出了一篇我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离不开高考》，因为我们需要高考，为什么需要它，我讲了四个方面原因。
一、高考是提升教育水平的助推器，因为高考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的作用。比如说在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泛滥，大家都不读书，不想学习，乃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高考的试题难度非常低，所以现在有人把1977年各省的高考试题拿来看，很多人说当年我也能上清华、北大。可是当时的题目很多人是做不出来的。我是1977年在福建省参加的高考，文科高考里面有一题是填空题，问杜甫是什么朝代的人，辛弃疾是什么朝代的诗人，这一题2分。还有一题是考司马迁写过一本什么历史著作，曹雪芹写过一本什么小说。放在现在，小学高年级都答得出来，可是在当时就是很多人不懂，因为以前的中学根本不学这些。文革中，有4年完全中断了招生，即使后来复课，中小学学的内容也非常浅，甚至有几年没有数理化这种课程。
陈志文
那一代人是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中学甚至小学教育。
刘海峰
对，即使像我这样后来参加高考考文科的人，中学完全没学过历史、地理，现在来讲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恢复高考两三年以后，出题难度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学生的文化程度迅速恢复提高，你就可以想象，高考以考促学的功能多么强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高考是改善社会风气的净化器。没有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人情社会，想办法走后门托关系，无论升学或者招工，“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恢复高考以后就变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高考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不仅仅是一个个励志的口号，而是实际上很多人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所以参加高考，特别是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有一种神圣感。现在每一年的高考，社会大众和媒体那么高度关切，其实也是一种对公平竞争的保护和关切，所以每年一次高考的动员，实际上是对改善社会风气有好处的。
第三，高考是防止人情泛滥的筛选器。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性的把关，人情泛滥会使社会陷入无序。中国人为了防止人情泛滥，就发明了考试。在魏晋南北朝的晋代，有个科学家、思想家葛洪写了《抱朴子》，他就提到，考试可以防止“嘱托之冀”和“人事因缘”，就是防止人家托关系走后门，防止人情的干扰。
三国的时候也有人讲，“考试犹准绳也”，就是指它是一个标准，有尺度的，考试可以防止人情泛滥，所以中国人发明了考试。
陈志文
这是科举制度产生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原因之一，或者说文化原因之一。
刘海峰
对，这是第三。第四，高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高考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强大功能，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常重要的机制，使大家认真向学，虽然现在高考改变命运的这种幅度，可能不如八九十年代那么大，但是，它毕竟还存在，我们也看到前几年，云南有一个高中生，他在工地里面搬砖时接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他和他家自此改变了命运。所以高考对维护社会秩序，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到，我们离不开高考。前面讲的四个“器”，在一定意义上，如果用抽象和宏观的意义来讲，高考是个“国之重器”。
陈志文
近两年，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公知或者说各个领域的专家，公开呼吁高考这样改，那样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孩子参加高考，他也可能参加过高考，所以他认为他都有发言权，比如今年又有几个经济学家在呼吁“取消高考”，您怎么看，能不能取消？
刘海峰
刚才提到，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但是高考确实是一个利弊都非常明显的一种“双刃剑”，它的积极作用，它的功能很强大，但是它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明显，确实造成了应试等问题。我们讲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中小学生都没有轻松和快乐的童年，这种竞争的压力，不仅高中存在，而且向下传导，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甚至从胎教就开始竞争了。这造成了学生学习负担非常重，很多学生起早贪黑地读书，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当然这几年有所改善，近视率，身体素质，已经有所回升。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很多学校采取题海战术，刷题，军事化、半军事化管理，有一些被人们称之为“高考工厂”的应试的学校，采取这种办法，反而拿了高分。
所以有一些人分析说，应该彻底改革高考，甚至提出废除高考。我认为这个提法站在他的角度看好像很有道理，甚至有人说这会影响创造性、创新力的发展，但是我们要从全局来看。我曾经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来论述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比如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就是高考改革的教育视角与社会视角，利弊虽然兼在，但是，我认为高考在中国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制度，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制度，有高考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没有高考一定会出现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陈志文
您刚才讲的那四个理由，其实就是很充分的理由之一。
刘海峰
对，因为高考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面、影响重大的制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和距离来看，他看到的高考是不一样的，就像庐山一样。如果要问高考应该怎么改，十个人可能有七八种不同看法，甚至十种看法，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可能都有道理，科目应该考这几门，应该文理分科，应该降低英语的分值，或者说语文分值应该加上去……从个人角度看都有道理，但是把这些不同的观点集合起来的话，很多甚至是尖锐对立的。比如说，2012年前后讨论的“异地高考”的问题，北京、上海户籍的考生和家长，跟外来务工人员的考生和家长，他们的观点就是尖锐对立的。
作为改革者或者说宏观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必须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来决策。所以高考，它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改掉高考出现的问题一定远远高于现有高考制度下出现的问题。
陈志文
对，高考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取消了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里您随便举一个例子？
刘海峰
举一个例子，就是会造成金钱权力和关系的泛滥，怎么上大学，怎么进好的大学，谁来上？没有高考就变多元录取了，一个自主招生只是开这么一个小口子，都会有权力和金钱大量的进入，而且造假非常严重。在中国目前诚信体系尚不完善的社会发展阶段，自主招生、保送生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特长生，加分政策，最后都不得不往回收，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一种相对刚性的，可比性的，排除人际关系和金钱权利干扰的制度，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高考综合改革下一步该走向何方？
陈志文
是，那从您的角度来讲，下一步高考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或者解决什么问题？
刘海峰
在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方案出台的2019年4月份，我就讲到，3+1+2新高考改革向纵深推进，第三批开始，有一个统一步调，目前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已经全覆盖。我其中提到，中国的高考虽然是分省定额录取，不同的模式，不会影响录取的比例和公平性，但是也不能太多样复杂，最后要有更大的可比性。因为即使是全国命题，也有一卷、二卷、三卷，题目都不一样，难度也不大一致。现在第三、第四、第五批都采用3+1+2，而且赋分也基本上都一样，这个可比性就很强了，至少大多数省市区，可比性很强。
将来怎么改，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完善现在这种3+1+2的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因为它还不是尽善尽美。我个人认为，它比3+3改进了不少，是在3+3和原来文理分科之间的一种折中。将来的进一步改进上，比如刚才我讲到的，物理和历史等赋分问题需要改善。另外从长远来讲，我们还是要朝多样化、多元化，即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向去努力。
陈志文
在保障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刘海峰
对。
陈志文
我问您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实际上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怎么去改革？坦率地讲，这轮高考综合改革推动的力量，更多是来自基础教育的新一轮的课改，它的需求推动的，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我们从高校的人才选拔角度看，它怎么改。
您是1977级的，我是80年代的，我比您晚了10年，我们那时候都是精英教育时代，一张卷子只要考出前百分之几的孩子就够了，所以那时候试卷的区分度是非常强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几乎是100%上大学，去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招了1001万人，绝对录取比例93%。像广东的专科线，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实际只有100分，这还是在赋分制度下。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考不上大学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核心还是要靠高考这张卷子，把不同的人量出来，送到不同的地方去，这和过去八十年代，包含九十年代初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去改革，怎么去适应这种变化？
刘海峰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后，高校招生考试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调整，甚至有人提出说，不要用这种高考的方式，而是应该多样化的套餐、自助餐，或者说其他各种各样多元化的选择方式。但我个人认为，高考还是有必要存在，因为它还是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
我在十几年前，在一些文章里面已经讲到，即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考还是一种重大存在，还是我们需要的，我当时的参照是日本和韩国的历史，日本早我们二十几年就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可是他们照样考试竞争很激烈，为什么，要进好的大学，一定是竞争激烈的。
因为不管100%录取也好，录取率提高到多少，高校永远还是分层，因为社会就是分层的，职业永远是分类的。那在这种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大家想上好大学，尤其在中国这么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化传统非常强的国度里面，大家高度重视教育，甚至过度重视教育，才有高度重视名牌大学的一种文化传统，或者一种习惯，一种教育价值观，这个跟欧美，跟美国的很多民众不一样。所以即使是普及化阶段，高考仍然是适应中国的考试制度，因为文化传统决定了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的制度。
如果美国国民全是华人或者像虎妈蔡美儿那样的华裔群体组成的，他的高校考招生试就会演变跟中国一样的高考了。
陈志文
是，最近几年纽约9所特许高中就是靠分数录取，结果一半多甚至高达60%都是华裔、亚裔，纽约市长就说这是不公平的，要废止这种靠考试录取的方式，遭到亚裔尤其华裔坚决的、激烈的抵制，造成双方对立。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考虑，比如说仍然是以分数录取为核心的话，全国统考一次，部分优秀的学校在这个基础上再单独考一次，实际这跟我们现在艺考改革思路是一样的。
刘海峰
也跟研究生考试差不多。
陈志文
对，艺考就是省级统考全覆盖之后，你才能参加校考，就是获得一定资格才能参加校考。如果仍然不得不以分数为核心，那么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打个比方，你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后，分数超过多少，或者各个学校定一个标准，超过这些分数才能参加自己学校的校考，再来一次更有强度的选拔。现在实际上区分度不够，尤其对于著名高校是不足够的，因为没有办法搞综合评价，那就还是依据分数，索性再考一次，区分度大一点，这也是一种办法。
高考这十年：成就可圈可点 进步很大
陈志文
刘老师，您曾梳理过1952-2022共和国高考制度70年，回顾高考制度创立和发展的历程，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从2012-2022，这十年在我国高考历史上该如何去定义？取得了哪些成绩、成就？
刘海峰
从2012年到现在，这十年就考试招生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进步很大。从大的方面来讲，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提到的。
一是2012年7月份，成立了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这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来讲也是独一无二的，由国家层面成立一个考试专项的委员会，我觉得有它的必然性。当然之前2010年已经成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但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类似的咨询机构和组织，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有，我们只是参考借鉴别人而成立的，而中国成立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考试古国、考试大国才会成立的委员会，也说明考试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个委员会的出现，我觉得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和我们现在高度重视考试，我们教育是国家教育考试特别重要有关，您也是第二届指导委员会里面的专家工作组成员。这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我觉得值得一提，因为社会大众比较不了解。
第二，这十年来最值得一提的，就是2014年9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全面的推进。它不局限于我们讲的新高考，或者高考综合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教育公平方面，向中西部一些省份的招生倾斜，包括保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政策，包括规范和减少高考加分，艺术类、体育类招生的规范等等很多方面。
接下来，比较重大的，就是在2014年试点的基础上，2019年4月份开始推出的3+1+2的改革，它在一点点改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新高考的改进措施。它是向文理分科稍微有一点回归，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调整，是在吸取了前两批新高考改革3+3的基础上，无论是经验也好、问题也好的一种改进措施。
有的人认为，这好像是一种倒退、后退，其实不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它不会都是直线发展的，有的是波浪式的前进，有的是螺旋式的上升，而这样一种科目改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向文理分科稍微有一点回归，它是调整，是改进，不是倒退。
陈志文
也是实事求是的必要的妥协，其实这种妥协就是进步，因为太理想之后，可能就是摧毁。
刘海峰
对，而且这个是符合主流民意，符合考试规律的调整，我们要详细地比较利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哪一个更好，我们就择善而从，所以第三、四、五批的省市区都是择善而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或者说进步。
陈志文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您是1977级的大学生，也是高考恢复的受益者，今年正好是恢复高考45周年，我也看您写了一些东西，高考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海峰
高考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我曾经写过好几篇关于自己高考的回顾的文章，我曾经说过，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这27万个77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
因为高考不仅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命运的最大转折，1977年恢复高考，也是中国国家和时代的一个拐点，从此由乱而治，实际上是当时一种突破坚冰的举措，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很重大，对我个人更是如此。
1976年，我高中毕业以后上山下乡，去插队，天天都干农活，上大学对我当时才下乡一年多来讲是基本不可能，而且当时上大学的问题很多。恢复高考后，特别是1978年公布高考分数以后，高考这种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通过公平竞争来择优录取的观念深入人心，我的命运也一下子改变了，从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考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去就读。
“高考改变命运，人生天地为宽”。为什么？因为一旦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就像鱼跃龙门，就是山川变色，天地为宽。原来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战天斗地干农活，但是后来我到大学这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面，去施展自己的知识或者说积累自己的才智，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最重大的转折。如果去问77级大学生，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就是高考。
陈志文
您和他们不一样，您还研究了一辈子高考，您今天的学术地位很多是因为高考研究，或者说研究高考奠定了您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为高考的进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来请教您是有原因的。77级的学生那么多，但是高考唯独对您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刘海峰
是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