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9点多，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在微博上爆料，自己上课被一名学生信息员旁听和“举报”了。
“昨晚给本科生上课，第三节课下课后，有自称是‘信息员’的同学，未经本人允许偷听了课程，并通知我准备汇报。”
目前，这条微博已经消失不见，有关事情的原委也没有更多消息。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讨论过普通教师讲课被学生举报的应对方法，具体可以参见，“
不过，之前讨论的只是，听讲学生中偶然性的、冲动化的举报，远远不同于学生信息员这种经常性的、职业化的举报。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首先谈谈高校中的学生信息员是怎么回事，其次猜测一下徐教授可能遭遇到了什么，最后提醒高校教师如何应对这类事件，尽量避免在职业生涯中遭遇如此劫难。
01
高校学生信息员是什么物种？
在之前的时代，学生信息员是公开的、常设的岗位，甚至由学习委员兼任，主要负责搜集各种信息，包括教学运行情况、班级班风学风、学生日常生活、学生思想动态等。
这些信息每周或每两周汇总上交，让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可以更直接了解到一手的实际情况，用以评估施行的各种文件政策，掌握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动态，及时干预学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波动，特别是被诈骗、被失恋和抑郁自杀倾向等。
通过学生信息员的半秘密潜伏和积极工作，至少实现了各种信息的及时上传，使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不致于两眼一抹黑，出了事还不知道根源在哪。
毕竟一对一的师生谈心不仅耗时耗力，还了解不到学生的真实情况，而设置学生信息员则可以事半功倍，因为他们与其他学生是24小时待在一起。
一般来说，学生信息员是归学院和学工口双重管理，旁涉到教务处、保卫处和宣传部等职能部门。
如果需要搜集更为隐秘的信息，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则可以直接隶属于学工口。这类信息员的名单可能连学院领导都不知道，更别说普通教师了。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学生一部手机，随时随地可以发朋友圈、发微博、发QQ说说、发知乎、发公众号，学校里的任何小事一旦被爆出去，都可能冲上热搜一两个小时，搞得天下皆知。
在这个时候，学校有关部门显然试图实时掌握这些思想动态，包括学生在自媒体上发布的各种信息，以便及时处置，内部消化，以免外溢到社会上形成舆情压力，或传达到更高级别部门形成政治压力。
否则，前者可以让学校领导丢面子，后者可以让学校领导丢帽子，都不可不慎。
新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学生信息员的工作性质，从辅助的信息收集变成了初步的思想审查，特别是对教师讲课和学生生活的思想审查，将被认为是可能的不稳定因素统统上报，以供学校有关部门及时甄别、调查和干预处理。
到了这个时候，学生信息员就变成了一个教师和学生都鄙夷且避之而不及的贬义词。这个岗位也从之前公开的、常设的岗位，变成了隐秘的、讳莫如深的岗位。
02
徐松岩教授可能遭遇了什么？
据官网介绍，徐松岩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负责人和《古典学评论》主编。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古典文明、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译注有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希腊史》等。
按理说，徐教授的研究领域纯属古代外国历史，甚至是2500年以前的、早已灭亡两千多年的域外旧事，跟当前的什么什么都挂不上钩，也很难想象会触碰到现在的什么红线。
仔细读读微博中的简短描述，就可以看出，徐教授对这个信息员的行为非常愤慨，以至于一定要把他或她在微博上匿名示众。
“昨晚给本科生上课，第三节课下课后，有自称是‘信息员’的同学，未经本人允许偷听了课程，并通知我准备汇报。”
徐教授愤慨的是，这个信息员未经允许来“偷听了课程”，下课后发来信息，不仅敢于自报家门，还“通知我准备汇报”。
其实，在这简短的信息背后，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
第一，既然是“偷听”课程，就说明，这个信息员不是这门课的选课学生，而是奉命特意跑来旁听的，还可能一口气旁听了三节课。
至于为何奉命旁听，又奉谁的命令，徐教授不知道，吃瓜群众也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你已经被上面盯上了，自己却蒙在鼓里，还三节课讲得不亦乐乎。
第二，“通知我准备汇报”，这句话语焉不详，或者这个信息员自己也没说清楚。
徐教授要准备汇报，但什么时候、在哪里、向谁汇报，汇报什么，他自己不知道，或者需要听候进一步通知。
这就如同，莫名其妙被带进了一间屋，对方要你老实交代，但对方是谁，为什么交代，交代什么，没干过如何交代，交代和不交代有什么结果，你都不知道，纯属被动地等着被宣判自己完全未知的判决。
第三，这个信息员自报家门，直接告诉徐教授，“我是信息员”，向你通报如下。
一般人听了，自然会很生气，仿佛有人“手把文书口称敕”，居高临下地对自己颐指气使一番。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信息员是起了好心，想私下提前提醒一下徐教授，“你讲课被人（或学生）举报了，我被派来旁听，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后续可能还需要你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做个澄清。”
否则，你想想，既然是被奉命派来“偷听”课程，那么按照工作纪律，也按照自我保护的常理，这个信息员应该直接向发令的人汇报听课情况，即使不是在第二天汇报，也要在下课之后花点时间形成文字材料再汇报，而不能听完三节课之后就马上自行告知徐教授，“你被非法旁听了。”
这是因为，无论这个学生信息员以什么电子媒介发来这个“通知”，他的联系方式都会被截屏，而只要发到网上，他的个人信息很快就会被挖个底朝天，最后不仅直接社死，也会被其他同学所一致排斥。
如果他不是涉世未深，那么就是他的一时好心未被理解。但即使好心，也算是涉世未深，不知其中的利害。
从这种分析来判断，徐教授的课可能被某个匿名学生举报过，而有关部门为了调查真相，就派这个学生信息员来旁听，看是否真有问题；而这位同学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才来善意地提醒一下徐教授。
但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外行人肯定不得而知，西南大学也可能对此大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对于徐教授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好事，之后再也没人敢来“偷听”自己的课了。
（免费推荐徐教授的三本译著）
03
教师如何防范被学生信息员举报？
从收集信息的一手性、真实性和及时性来看，学生信息员制度并非全无是处，的确可以为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提供用以决策的辅助信息。
然而，安插学生信息员来监督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思想倾向就问题多多了。
因为，前者是质量不高，后者是恶化师生关系。
如果教师上课划水，比如聊天、放片、枯燥地念PPT，的确算是教学质量不高，但可以通过同事听课、领导听课和督导随机听课来监督提高。
不过，对于划水的教师，学生们通常也只是内部抱怨或向班主任抱怨，极少出现直接向学院或教务部门投诉举报的情况。
即使有学生信息员秘密举报教学质量，其实也无法直接把这一结果从学院或教务部门传导到任课老师。这样的传导只能由学生期末评教来体现，很难由秘密举报来体现。
学院和教务部门总不能召见当事教师，向他通报有学生投诉举报其教学质量吧！
因为既然是投诉举报，那么就必须先派人进行听课调查，之后还要允许教师申诉答辩，而整个流程走下来，领导们都累死、烦死不说，还深刻得罪了这位教师，后续会闹出什么幺蛾子还说不定呢！
正因为如此，课堂上的学生信息员就容易被用于监督教师讲课时的思想倾向，是否有碰触各种红线。
这种监督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时刻提醒教师讲课有纪律，不要直接碰触各种明确的红线，不要尝试逗留在红线边缘，也不要给别人误解、联想或断章取义的可能。
这其实是对教师的变相保护，否则真出了事，无论是应该的，还是被冤枉的，都是教师一个人承担后果，而学校直接将其开除就可以撇清所有责任。
坏处是，这会明显影响教学质量，教师在讲课时会畏手畏脚，生怕被误解、被联想或被断章取义。于是，能不讲就不讲，能少讲就不多讲，能讲模糊就不讲清楚，先明哲保身再说，管你们是否听明白了没有，甚至还可以让你们听了却理解不了。
其次，教师不知道哪个学生是信息员，就会把所有人当作信息员。宁可错杀一千，不要信任一个。
有的教师甚至在第一堂课就吓唬说，“我知道你们中间哪一个是信息员，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同时也坚守做人的良知。”你别说，这一招有时还真管用。
鼓励举报教师讲课中的思想倾向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青年学生涉世未深，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了解不多，从高中刚升到大学，还停留在极其有限的、以灌输为主的课本知识上，根本不足以判断教师讲课的方向和用心。
成长，特别是思想上的成长，就是不断打破个体之前在知识和视野上的局限，去接触新思想，在不断的痛苦挣扎中去学会分辨、判断、论证和说服，而不是固守在某些简单的、单薄的、未经理解或辩驳的教条上。
第三，一旦学生信息员进行举报，那么就会是秘密举报，当事老师并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于是既没有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申诉的机会。
但好处是，学校有关部门还会对秘密举报进行一些查证，于是就有了这位学生信息员被派来“偷听”徐教授的课。对于查证反馈的信息，学校还会进行评估，看看是否需要与徐教授当面谈谈心，这就是其中所说的“准备汇报”的意思。
有“汇报”的机会总好于没有，因为你至少还可以去申辩，而只要不是已经在网上闹成了热搜，学校一般也希望能够内部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留痕迹。
虽然你不知道哪些话可能碰触哪条红线，或者被怎样联想和断章取义，但在课堂上，你完全可以照着教科书来讲，少谈个人感悟，多谈经典解释，少用“我认为”，多用“有人认为”，总会免掉很多麻烦，即使被录音，也可以用“他人意见”作为挡箭牌。
具体指南可以参见之前的两篇文章，“
相比于学生信息员，教师毕竟在学识、阅历和经验教训上更丰富。只要把握好言辞上的技巧，你完全可以避开这职业生涯中的九九八十一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