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之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历时长达20余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邓小平一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了很大关注，是第一个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的领导人。

在第三次复出后，他又打破禁锢，及时调整政策，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也正是由于邓小平举措得力，才使这一运动带来的社会问题最终得以顺利解决。

一、

新中国诞生后，努力普及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当时的教育事业缺乏计划性，致使中小学毕业生的比例严重失调，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骤然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3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劳动的设想。这就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急速增多，渐渐地形成了一股大潮。

按照中央最初的设想，这些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或者生产建设兵团，但在实际中，由于农场容纳能力有限，无法安置这么多的下乡知识青年，所以中央一直在考虑，该把这么庞大的知识青年队伍安置到哪儿呢？

就在这时，浙江省嘉兴县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1962年，该县为了解决全县劳动力过少的问题，动员和安置了近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63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向全省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同时指出：“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浙江省委的这份报告送到中央后，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谭震林副总理说：“嘉兴县采取一个生产队安置几个学生的工作搞得很好的。这些学生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1963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一次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主题就是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

会上，周恩来在听取了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汇报后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提议我赞成。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1964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会议上指出：实践证明，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它投入少，解决的人口数量大，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还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形成了中央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据统计，从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全体知青的72%。

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的“插队”这种形式，对于安置下乡知青还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

1968年，辽宁19名知青代表在某些人的授意下，炮制了一封名曰《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的公开信，散布知识青年只有去农村才是干革命，要坚持革命就只有在农村扎根的观点，指出党内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专事拔根的“资产阶级”，其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随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叫停，城市待业青年无事可干，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许多城市相继发生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事件，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稳定。

在此之前，对于这些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当几百万下乡青年蜂拥回城，城镇出现庞大待业青年大军时，这就意味着政府应当改变思想，为这些待业青年寻找一条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不断深化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化解这个矛盾，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7年7月17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所有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向中央提出由自己来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复出不久，他便在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了著名的“八八讲话”，并专门找来教育部负责人研究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还指出，“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实践证明，应届高中毕业生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这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一周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大家都提出要重新树立起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文明的风尚；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待遇。

解决科技人员后继乏人的问题；改革高等教育现行招生制度，立即恢复文化考试。

在此之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都是采取考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复审的办法。见大家对这种招生方式都很不满意，邓小平于是询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想了想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很多与会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很多人激动得抱头痛哭，马上开始了备考之路。

三、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高考。所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高考。这也在全社会引起了一股“读书热”，青年人的读书欲纷纷被唤醒激活。

据上海一位知青回忆，在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政策后，原本冷冷清清的上海图书馆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来看书的知青。甚至早上图书馆还没有开门，知青们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令那位上海知青记忆犹新的是，到了图书馆开门时间，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入图书馆，有一次甚至把门玻璃给挤碎了。

“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被挤到了门边，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这一年，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高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边先生是一位参加过这次高考的一位知青，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北京第五十四中学参加那次高考的经过。

北京第五十四中学位于北京和平里东街，学校创建于1955年，是一所具有初、高中建制的完全中学。1977年高考时，五十四中是高考的一处考点。

边先生回忆说，当时他一踏进五十四中，就看到校园里前矗立着一尊孔子全身铜像。铜像的后面，是一栋四层的教学楼。这座教学楼是解放初期苏联援建的，一直是学校主要的教学场所，当年他参加考试的考场，就在小楼的三楼。

作为恢复高考后被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边先生和弟弟无疑是幸运的。在得知兄弟俩都考上大学后，边先生的爸爸很高兴，带着边先生和他的弟弟特意赶到河北沧州的老家上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祖先。

边先生大学毕业后，成了北京一所高中的老师。他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自己可能会落户在北大荒，当一辈子农民了。

四、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知识青年提供了通过考试、靠自己努力和公平竞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是国家走上正轨、新时期就要来临的标志。

据时任国务院知青办主任的许世平回忆，在决定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曾与胡耀邦有过一次谈话。小平同志对胡耀邦说：虽然自己是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人，但那是在60年代初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邓小平说：“知青插队为何走不通了？因为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他们会真心欢迎知青吗？

其次就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各企事业单位也都被要求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为带队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质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无疑使各个单位都不堪重负。”

为了统一认识，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省一级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

会上，这些负责人都提出：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是一部向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片”，它截取了邓小平自1976年复出至1984年国庆阅兵的这八年时间，再现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掌舵人”进行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

进行改革开放的那段历史，真实展示时代与历史转折的艰辛历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以及他代表的那一代中国政治家，在历史转折紧要关头，以高瞻远瞩的判断推动了中国进步。

虽恢复高考一事已经确定，但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再研究：高考考生一般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文革”十年中积压下来的上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如果这些已经工作的青年想要报考，单位不批准又怎么办？

在电视剧中，一个警卫团的“老三届”战士在被邓小平问及是否想报名参加高考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第一，我今年二十八了，已经超龄了。

第二个，即便可以报名，也要单位批准，我是刚被部队提拔上来的干部，我想部队是不会放我的。”

这段对话反映的是一个事实，在当时，是否允许社会青年报考、放宽政审条件这几个问题的解决确实都与邓小平直接相关。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将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上批示：“招生问题很复杂。考生要报考，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所以我不要‘单位同意’一句。”

当时的高考招生的原则是“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拿掉了“单位同意”这一项，为更多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创造了条件，也使得无数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累的青年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历史证明，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恢复高考不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也是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起点。

除了恢复高考之外，邓小平还提出了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市就业制度改革轨道的思想，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一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

二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

三是广开门路，千方百计发展各种服务行业。

五、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知青“返城风”在各地悄然兴起。

1978年10月，云南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一封《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

此信转到邓小平手上后，邓小平立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云南，进行调查，同时指示云南省委：“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解决知青问题。

12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拍板作出决策：让所有知青全部返城！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详细地还原了邓小平做出这个决策的全过程。剧中小平同志那一句“让孩子们回来吧”，让无数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当年知青们忍不住热泪盈眶——正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终于终结了风靡一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1976年到1984年这八年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做出了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知青问题是一个主为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的高明和智慧在于提出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将历时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于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

在这之后，他又指示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表现出了伟人的使命和担当。

中央学校教授郑鹏认为，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处在变革的时代大潮面前，并没有回避“知青”这个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将可能的社会震荡转换为改革的动力，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邓小平用三道指令打开了知青回城的门户》

光明网：《70年代末知青的返城大潮》

《京华时报》：《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570万知识青年参加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