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总和生育率早在2020年就已经跌破了1.5的警戒线，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一旦跌入这个陷阱，很难再爬出来。
但不能什么都不做，至少要延缓这个趋势，让人口不至于出现坍塌式下降。
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就是生孩子的成本收益比太低。
提高生育率的思路就是降低生育成本！
发钱是一种办法，各地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
在深圳，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共计19000元；在济南，二三孩家庭每孩每月补贴600元。
不过，这些钱对于巨大的生育成本来说，显得杯水车薪。
2021年，深圳市0-3岁婴幼儿总养育成本平均74612元，三个孩子就是22万多。
最多19000元的补贴，不到金钱成本的十分之一，还没有考虑隐性的精力投入成本。
发钱补贴生孩子还有个悖论！
财力雄厚的大城市，本身就能吸引外来人口，没有补贴的动力。
人口流失的县城，主观上想补贴，但没有财力；即使补贴了，孩子长大后还会离开，为大城市作嫁衣裳。
因此，由国家统一补贴的效果，要比地方各自为政更好。
然而，算上城投债等隐性债务，我国各级政府的杠杆率已经超过100%，已经没有太多的财政空间。
任泽平曾提议，央行每年印钞2万亿，5年一共10万亿，建立鼓励生育体系。
这个思路就是MMT现代货币理论，鼓吹赤字货币化。
实施赤字货币化的国家，大多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例如阿根廷、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只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勉强取得“成功”，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生育补贴还是要发的，但要来自于税收，而不是印钞。
好钢用在刀刃上，发钱要更有针对性！
首先，农村和县城的生育成本要远远低于大城市，生育意愿也较高，补贴效果更好。
也不用刻意向这些地方倾斜，做好总量控制就行了。
同样每个月补贴1000元，农村和县城的积极性更高。
大城市的人不愿意生，领钱的人少，补贴自然就回流到农村和县城。
其次，不能只补二三胎，一二三胎都要补。
没有第一胎，就没有第二、三胎，只有少数人才会考虑二三胎。
只补贴二三胎，很多人可能连第一胎都不想生了。
以上只是生育成本，但抚养孩子的最大成本是学前教育。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要比直接补贴的效果更好，国家不一定要投巨资开设新的公立幼儿园。
目前，有很多民办幼儿园由于招生问题难以为继，国家可以向它们购买服务。
这样一来，幼师这个行业也不至于萎缩得太快，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
人口负增长还面临着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可以从缩短中小学学制方面入手。
小学和高中各减少一年，10年就能读完。
一个孩子6岁入学，16岁高中毕业参加高考，4年后20岁本科毕业。
小学阶段节约下来的义务教育经费，可以投入学前教育。
同时，缩小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严进严出。
目前的产业体系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博士和硕士，造成人才浪费。
改革学制后，大部分人在20多岁的年龄就业 ，如果60岁退休，实际工作时间近40年，延迟退休的压力也没那么大。
并且，年轻人的工作效率要比60岁以上的老人高多了。
延迟退休迟早都要实行，但也有个限度，不可能无限延长。
最重要的还是要严格执行劳动法，打工人不用996，有更多的时间恋爱、结婚、育儿。
用人成本的提高，会倒逼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走出过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负增长可能会成为长期趋势。
除非重回农业社会，或者出现颠覆性生育技术。前者意味着世界大战，后者目前还看不到。
因此，面对低生育率陷阱，我们要理性对待，积极应对，合理调配资源，尽量较少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