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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作假从来就不是新鲜事，但发生在全球顶尖名校的校长身上实属少见。自2015年以来，一直有传言表示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泰西耶-拉维涅（Marc Tessier-Lavigne）在发表的研究论文中篡改图像，然而此种言论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视为诬告。斯坦福大学校园记者、大一新生西奥·贝克（Theo Baker）本着记者的直觉和职业道德，对泰西耶-拉维涅展开调查。经过数月坚持不懈的收集资料，审查专家表示泰西耶-拉维涅的部分论文存在操纵数据的行为，虽不能确定这些作假数据出自他之手，然而他却未能及时纠正其中的错误，对论文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审查报告公布的当日，泰西耶-拉维涅宣布将于8月31日辞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
坚称清白，主动请辞
去年秋天贝克从友人处获悉，学术网站PubPeer（同行审评审）有一篇帖文指出，泰西耶-拉维涅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存在“严重问题”。去年10月初，贝克请科学专家检阅泰西耶-拉维涅担任共同作者的论文，包括被指控存在学术造假的论文。11月29日，贝克在《斯坦福日报》上发表文章，正式披露泰西耶-拉维涅和其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存在“篡改图片”现象，以及斯坦福大学试图包庇校长的行为。迫于压力，斯坦福大学于去年年底正式对泰西耶-拉维涅展开调查。审查团队负责人为前副总检察长、曾与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签约的马克·菲利普（Mark Filip），团队中还包括几名科学家：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和哈佛大学前教务长史蒂夫·海曼（Steve Hyman）等。
审查重点关注对象为泰西耶-拉维涅被列为主要作者的五篇论文，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99年，是一项关于神经发育的研究。专家组发现其中一个实验的图像被翻转、拉伸，然后用于另一项实验结果。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也使用了类似的操作，包括重复使用一张图像来代表不同实验的结果。2009年一篇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论文被引用超过800次，其中包括重复使用标签不当的对照图像。当专家进行图像比对时，结果显示“基本生物统计计算错误”和“图像异常”。
7月底，审查团队出具了一份长达95页、调查时长近8个月的报告。报告显示，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造假的数据和图像是出自泰西耶-拉维涅之手，然而被质疑的五篇论文，都是合作成员“要么不当操纵研究数据，要么从事有缺陷的科学实践，导致这些论文存在重大缺陷”，身为负责人的泰西耶-拉维涅却“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纠正科学记录中的错误”。
论文被证实存在数据作假，泰西耶-拉维涅表示打算撤回其中三篇论文，并纠正另外两篇论文中的数据。为了学校利益，他选择主动请辞，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清白的，篡改数据、图像与自己无关。
打倒校长的学生记者
如果结局尚未定性，一边是美国神经科学家、任职7年的斯坦福校长；另一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新生，刚刚成为学生记者几个月——也许大部分人会选择相信前者。西奥·贝克的父母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要格外小心，”贝克的父亲告诉他，“你要面对的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而你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
贝克出生于记者世家。母亲苏珊·格拉瑟（Susan Glasser）是《华盛顿邮报》的前编辑，现在是《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父亲彼得·贝克（Peter Baker）是《纽约时报》的驻白宫首席记者，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父母的潜移默化给了贝克榜样的力量，他最美好的回忆就是与母亲一起讨论未发表的头条新闻。“我的父母总是非常包容我。”贝克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回忆起父母总是因为突发新闻缩短假期，或者来不及吃饭就急匆匆出门。
上中学时，贝克在手机上打开了所有新闻软件推送，并经常给父母发短信，询问国家最新公告或行政命令有何影响。据贝克本人表示，之所以选择斯坦福大学，是因为他可以在这里追求兴趣爱好，例如人文学科和人工智能伦理学。他主持过校园马拉松比赛，加入了一个由业余赛车手组成的学生团体，喜欢在深夜宿舍走廊里与室友谈论德国文学。
今年2月，18岁的贝克因在《斯坦福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泰西耶-拉维涅在论文中造假”的报道而获得了波尔克特别奖，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的最年轻记者。作为一名校园新手，调查大学校长困难、复杂并且孤独。虽然他在《斯坦福日报》的同事鼓励他，尽最大可能给予他帮助，但更多的媒体对这个故事缄默不言。“我真的很害怕，我感到非常孤独。”贝克谈到这次经历时说道。
有时斯坦福大学里的学生会把他视为“动物园的动物”。当有人发现贝克就是调查校长的那个人时，他们会大声说：“天哪快看，就是‘那个人’！这太奇怪了！”然而只有贝克的同事才知道他为了这篇报道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奥莉安娜·莱利（Oriana Riley）也是《斯坦福日报》的编辑，她经常看到贝克工作到深夜。有时她会劝贝克稍微休息一下或者睡一会儿，避免筋疲力尽，然而贝克总是以“做完手头工作为由”拒绝了她的提议。“斯塔福大学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特质，”莱利说道，“为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
实验室有何回应？
斯坦福大学校长的离职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界的丑闻，更重要的是开始让研究人员和实验室领导者重视监督职能，激发他们重新思考负责任的意义。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一部分专业人士于2015年对泰西耶-拉维涅署名的论文提出异议，表示“其中的一些数据存在问题”。最初泰西耶-拉维涅表现良好，主动跟进数据修改，然而在2016年6月22日进行最终调查后，泰西耶-拉维涅突然停止了跟进。直到2021年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再次被公众讨论时，泰西耶-拉维涅才又一次意识到这些指控。报告显示，他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论文数据更正情况，但没有发送。
神经科学家唐娜·威尔科克（Donna Wilcock）表示，这场争议清楚地提醒我们，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最终责任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在研究中署名的人，也是资助研究的人。”为了杜绝数据出错问题，威尔科克在实验室中保留严格的书面记录，并定期进行审查。即便做了万全准备，论文仍出现数据不当问题，这时最重要的是实验室负责人应采取果断行动，主动承担责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研究副院长金·巴雷特（Kim Barrett）对威尔科克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纠正科学数据并不是“耻辱”。“这是科学应该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
《纽约时报》还认为，科学研究界的自我反思非常重要。要解决科研不端行为，必须要将其曝光并公开审查。“寻求真相是一项共同的义务，无论是研究助理还是实验室领导者，必须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程度，这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