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开始实行，标志就是《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实行。
这项制度符合当时国情，是行之有效的一套人才选拔制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实行的初衷是初衷就是为了防止阶级固化，让教育以某种公平的方式为人民所拥有，实现选贤举能，平衡两极的作用。
“高考制度”实行的第一年，就有7万人走进考场，许多人的命运也因此得以改变。
之后的十几年里，“高考制度”为我国各行各业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人才，成为我国快速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制。然而从1966年开始，这套利国利民的人才选拔制度却被破坏了。
于是在不断地改革下，“高考人才选拔制度”几乎废止，变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主要靠“推荐”。
许多高校的毕业生，还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纷纷到工厂、农村“实践”，造成人才浪费。
直到1970年全国各大高校才逐渐恢复招生，但是招生的主要对象仍然“工农兵”，我们来看一下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其实，这项极具时代特色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是以“推荐”为主代替了“考试”为主，虽然大大利好工农兵群体和底层民众，但是对于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极不公平。
实践也证明，“工农兵大学生”群体弊端更大，难以大量选拔出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发展，还容易埋没真正的栋梁之材。
到1977年，教育失衡问题已经相当突出，急需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邓公复出后，起初负责的就是文教工作，他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力主恢复“高考人才选拔制度”，废止“工农兵大学生”人才选拔制度。为此，他召开多次座谈会，给文教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此事的干部群众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
恢复高考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才能更好的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同时，也能让科技工作重新焕发活力。
没想到的是，邓公遇到的阻力相当大。在一次座谈会上，邓公本以为做了那么多工作，与会的专家们本应该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帮忙出点子快速恢复高考制度。
谁知道，一些专家喋喋不休地批评高考选拔人才制度，认为不应该废止“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口诛笔伐，意欲将会议弄成火药味十足的批判大会。
邓公见状，心中怒火中烧，十分罕见地发火：赞成就干，不赞成者请辞职，或者换行。
反对者一看形势不妙，全都沉默不语，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再也无人敢提反对意见了。
邓公此举也是无奈，当时的形势下，恢复高考制度已是刻不容缓，国家发展一刻不能停，更等不得。
1977年9月，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招生工作得以恢复，恢复高考制度，对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工农兵大学生”制度于1978年10月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