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Ta途说
引言
剑桥大学，这座古老的智慧殿堂，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思想探索与传承的重要角色。
在1900年之前，这里诞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其中实用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用主义哲学关系及其转折
长期以来，英国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谢丽尔·米萨克给这种关系增添了新的转折。
她的著作《剑桥实用主义：从皮尔斯和詹姆斯到拉姆齐和维特根斯坦》中，对标准叙事提出了异议，标准叙事，简单来说，是猛烈批评实用主义，使其无法完全恢复。
按照这种粗糙的叙事，分析哲学的竞争，使实用主义不敌，实用主义对分析哲学的早期发展影响甚微，最多起到消极作用，米萨克不仅仅是质疑这个标准故事，她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
以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为基础，即将信念作为一种行动倾向的教义核心，米萨克转向了两个剑桥之间的联系。
她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追踪剑桥美国实用主义思想，是如何被剑桥英国的哲学家们讨论、修改和拒绝的，同时逐渐深入他们的哲学观念。
《剑桥实用主义》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分析哲学历史研究意义的原创哲学作品，深具洞察力和吸引力，但仍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疑虑。
其中一个问题，涉及标准和新叙事之间的一种潜在共识，即实用主义在美国全面发源，并作为一种进口货物传入英国。
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疑问，涉及焦点和解释问题，在她对英国剑桥的描述中，米萨克倾向于忽视英国的哲学背景，即接受实用主义和形成分析哲学的背景。
在米萨克所提出的相对宽泛的实用主义概念中，剑桥大约在世纪之交以前已经存在，最近，杰里米·德纳姆提出了詹姆斯·沃德的案例，指出他的作品，可能最好被理解为实用主义。
1857年，约翰·文恩以第六名的成绩，在数学考试中获得第一等级荣誉，他于1862年被任命为他所在学院的道德科学讲师，成为与亨利·席德维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起，担任道德科学考试科目的主要讲师之一。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初，约翰·文恩讲师教授了各种逻辑课程，撰写了三本标准教科书，分别是概率逻辑、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并在《哲学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约翰·文恩作为时代最杰出的逻辑学家之一，向学生们介绍了J.S. 米尔的归纳方法，和乔治·布尔在代数逻辑方面的创新，这些学生，包括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W.E. 约翰逊和J.N. 凯恩斯。
约翰·文恩的著作，涵盖了19世纪20年代，受理查德·韦特利《逻辑要素》推动的英国逻辑学中，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布尔和奥古斯都·德·摩根演绎逻辑的所谓代数化，另一方面是米尔、威廉·惠威尔和约翰·赫歇尔创立科学推理的归纳逻辑。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文恩一直或多或少地支持米尔的经验主义，或实在论逻辑观，这个观点基本上认为，包括米尔几乎完全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是建立在从观察中得出的推理上的。
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文恩也对布尔的演算法产生了兴趣，即将演绎逻辑推理，简化为类等式，并将其扩展到命题逻辑中，文恩的著作和文章中，总体问题情境是双重的。
重新审视米尔的经验主义逻辑观，使其允许非平凡的演绎推理，重新表达布尔的演算法，使其与更新后的经验主义观点一致，文恩面临的挑战，是要在一方面坚持经验主义和普通语言，另一方面又与形式逻辑和符号语言相一致。
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说，文恩的答案围绕着他的存在承诺理论展开，该理论确保了，演绎推理并不能产生世界新知识的观点。
文恩对第一个问题的探索，始于1867年，当时他在《Mind》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最终在1889年达到了高潮，发表了《原理》一书。
起初，文恩将自己视为米尔经验主义观点的热情追随者，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对米尔的理论越来越不满意，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倾向于将实用主义、常识主义和进化思想结合起来。
这一系列发展涉及到了一些因素，而其中得一些因素，则涉及到了米尔所做的事情，另一些因素涉及到了他没有触及到的事情。
前一类的一个例子，是文恩对米尔关于推理的分析日益不满意，尤其是关于三段论中包含一个前提假定的问题。
与米尔不同，文恩认为，有时候主张断言推论的前提，已经作为结论被知道了，并且有时候并不需要前提以归纳为基础，在某些推理的情况下，假定前提是合理的，并且能够得出一个独特的新结论。
后一类的一个例子，是文恩对信念和真理的观点，在他对概率陈述的分析中首次提出。
这些观点，至少因以下原因值得注意，它们表明，文恩发展了原始实用主义的观点，早于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不仅在核心意义上如此，而且在一些方面也是如此，特别是涉及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和以行动为真理观。
皮尔斯曾赞扬文恩的《机会逻辑》，称它是每个思考的人都应该阅读的一本书，这一观点在米尔的《逻辑系统》中，已经被采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米尔持有经验主义的逻辑观点。
文恩专门撰写了大约400页详细内容进行阐述，并辩护这种观点，反对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和奥古斯特斯·德·摩尔根的主观主义或概念主义观点，频率观点最激进的特点，也许是拒绝了将概率定义为，长期系列事件的所有意义和用途。
几乎所有文恩的批评者，包括最重要的弗朗西斯·Y·埃奇沃思、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因为这些观点而拒绝了他的理论。
文恩最热衷的追随者是皮尔斯，他称赞并承认了文恩的工作，比如在他1867年对《机会逻辑》的评论中，以及在他1878年的论文《机会学说》中，皮尔斯支持文恩的频率主义，他的主要批评，是文恩有时没有把这种观点推得够远。
概率是一种逻辑，它以事件为基础，但其实质上，是关于确定可以从概率陈述中，进行哪些推理，或者他所称的比例命题，《机会逻辑》中有许多奇特之处，其中之一，是它被迫将概率定义为反事实。
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文恩不希望接受概率的主观观点，将其视为信念的度量，而是几乎只关注确定一个主体，可能对某个概率陈述持有什么信念。
这两个奇特之处密切相关，在只有现实世界的短期频率的情况下，信念的问题正好进入到那一点上。
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历史
米萨克关于剑桥实用主义的故事，围绕着对实用主义者的定义展开，即致力于认为任何领域的探究，科学、逻辑、数学、道德等学科，都是人类探究的结果，并且任何有关真理和知识的阐述，都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
米萨克认为，实用主义的核心，是对信念的倾向性解释和对信念真理的看法，即将其建立在对行动有益习惯的基础上。
基础建立的依据，是实用主义在19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的剑桥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英国的剑桥。
根据米萨克的定义，可以在19世纪60到80年代的英国剑桥，找到实用主义的预期，更具体地说，可以在文恩的作品中找到。
文恩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实用主义者，但他对信念、真理和行动的阐述，可以被认为是至少原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
即使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的作品中明显存在着实用主义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质疑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发明的观念。
对于实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跨越大西洋的影响和交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个观点的意义在于，扩展对实用主义思想的认识，并认识到其不仅限于美国，而在英国也有其根源和发展。
文恩实用主义倾向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实用主义的历史、英国分析哲学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的观点。
关于19世纪中期，剑桥哲学家们的文献非常有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数学转入哲学领域的，参与了道德科学三年制学位的发展，并参加了格罗特俱乐部，这是著名的道德科学俱乐部的非正式前身。
当提及文恩、西奇威克、马歇尔等人时，他们通常被称为老派经验主义者，而J.M.E.麦克塔格特的唯心主义，则是年轻的伯特兰·罗素的主要老师的一剂良药。
他们对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还是逻辑学等领域的贡献，都反对了密尔的强热门论，寻求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替代方案，西奇威克曾经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分道扬镳，因为康德使他相信直觉起到决定性作用。
由于深入扎根的共鸣和合理论证，他们之中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唯心主义者，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剑桥哲学，与牛津唯心主义或麦克塔格特和W.R.索利的剑桥唯心主义，在相同意义上是唯心主义的，是有误导性的。
文恩、西奇威克、马歇尔等人，与被称为英国唯心主义的哲学运动疏远，也不改变他们对密尔的替代方案，即使他们中有的人做出那些，比经验主义更倾向于唯心主义、契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事实。
在相关的例子之中，许多与格罗特有关，比如威廉·曼德在《英国唯心主义》中，将格罗特称为英国唯心主义的先驱，西奇威克对密尔功利主义的批评，受到格罗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程度尚不清楚。
马歇尔对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工作，非常感兴趣，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某种版本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他与黑格尔的接触，源于通过格罗特俱乐部获得的哲学影响。
结语
剑桥大学，在1900年之前的实用主义思想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思潮中，强调实际经验和实践的价值，为知识与行动的结合提供了有力支持。
剑桥大学的实用主义传统，不仅仅影响了哲学领域，还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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