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爸的专业是什么，理论上应该教授什么课，我大概没什么机会探究出来了。只记得在我童年持续时间不算太长的和他单独生活在一起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身份从数学老师几经轮换变成了物理老师，中途还代课过不少其他被乡镇中学视为没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课程，比如音乐。
主课老师同时代上一门副课，是乡镇中小学常见的操作，乡镇师资缺乏，音乐、体育这样的课往往不足以拥有独立的资金聘请老师。我在镇小学读书的六年里，数学老师上音乐课，语文老师上体育课，这都是常事。
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数学和语文自己的课不够上了，或者仅仅只是老师们觉得当天不必上一节无用的休闲课程，那么你的课表上就会立刻失去一节音乐体育，取而代之的是同一个老师的另一节主课。临近期末前，上课就像开盲盒，只有看到老师进走来的时候手里具体拿的是哪门教材，才能最终决定当天要上的是哪门课。
二
我在镇小学读书，班里一半的学生住在镇上，所以放学后同学约着玩，就是从小镇的这一头窜到那一头，班里同学家住哪里，父母做什么营生，大家基本一清二楚。
另外一半的学生住在小镇周边的村里，大多是步行距离，以小时计数的步行距离。最远的同学为了早上到校上课，5点钟左右就要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日日如此。这部分同学家里的营生，基本也都一清二楚，农民。
到了镇上赶集的日子，帮家里买菜的同学和在集市上帮家里卖菜的同学或许还能彼此打个照面。是的，乡镇的集市，一种绝大多数城市年轻人从未听说过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今天的山区乡镇，依然运营着。但务农的大概率是这些同学的祖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是中国西南乡镇儿童的一种生活常态；同样作为常态的是父母在外地打工，定期寄钱回家。
这种走路几个小时上学，再走路几个小时放学的生活，发生在我小学的同班同学身上，也发生在我爸身上，是他从小在饭桌上不厌其烦用来讲述过去生活有多苦，现在我有多幸福的案例。
后来很多年后我观察自己和身边的人，从小镇小县城到大城市的过程，发生在我身上，多年前也发生在我身边来自大城市的同龄人的父母辈身上。后来从书中读来，似乎发生在70年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也真实发生在我90年代小镇的记忆中。
这种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的变量统一，我时常能够感觉到，就像是我短短30年的人生，因为在空间上的跨度上足够大，所以展现出了一种似乎在时间距离上的巨大纵深。
三
镇小学的学生范围大概率只能覆盖到周边乡村的步行距离，住得更远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大多会在就近的“村小”入学。所谓“就近”，大概率也是早上5点从家里出发，走几公里的山路，从天黑走到天亮，到达离自己最近的乡村小学，这样的“近”。
到了每年开运动会的时候，因为多数“村小”没有运动场，或者没有足够开展运动会的设施和条件，于是往往镇小学的运动会会变成周边村小共同的运动会，其他学校的同学来到镇上，和我们一起开运动会。
欠发达地区这种层层递进的辐射，至少在教育体系里面是极其常见的。村小来镇上开运动会，我们也常被组织代表队去到县城参加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等。父亲作为镇中学里当年唯一的县级骨干教师，被派到县城学习和考试，也是常事。
世纪初的几年交通匮乏，去一趟县城非常麻烦，我到现在还能回想起住在只有一个小窗户的招待所里，窗户外是公路，我半夜被公路上汽车开过的声音吵醒。那是城市的声音，乡镇是不会有的。尽管今天的镇上已经因为私家车过多、交通管理不足而每天陷入瘫痪，但在那个时候，镇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麻木车”，一种密封式的马达三轮车，因为人坐在里面会因为高频的微小震动全身发麻而得名；尽管穿越整个小镇花不了5块钱，但在一顿早餐2块钱的时代也依然属于奢侈体验。
村小来我们学校开运动会，大家都很骄傲，穿着自己肥大丑陋的校服，对着其他学校的丑陋校服品头论足。农村女孩往往被家庭条件养得更早熟，从村小来的女孩子很多已经打好了耳洞，戴着耳环，看起来比我们成熟。我们品论校服的时候，也会对这些女孩进行一番讨论。
这种“骄傲”，不如说是一种原始不加克制的优越感。在作为凝视客体，被更高一级的县城小孩展现出来的优越感伤害到之前，我们还无法天然分辨出这种自然产生的优越感的坏处，也无法评估它曾经对村小的同学产生过的伤害。
四
到了中学阶段，有了宿舍楼，提供了“住读”的条件，于是学校对周边乡村的辐射范围就变得更广了。更偏远地区的学生，大多此前就读于村小，到了中学阶段，成绩一般的学生往往会因为家里尝试过送到学校但并未展现出读书的能力而直接辍学，回家务农或者后续在镇上找点事儿干；成绩优异者会被录取到镇中学来读书。
镇中学的学生宿舍楼是更早时候的教师宿舍楼改建的，我们家在搬入新的教师宿舍前就住在那里。这种交很少的钱就可以几乎终身居住的教师宿舍楼，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国家乡镇教育体系为了留下师资力量提供的福利的一部分，还是仅仅只存在于父亲任教的这所镇中学里。我没有去探究过，因为很长时间里我的生命主任务都是离开那里。
学校里有食堂、小卖部，篮球场和田径场，甚至很多年前还有一座山。
说是学校里有一座山并不恰当，因为那座山本就是一座更大高山的一部分，只是延伸到了学校的院墙里，或者说是学校划定的院墙范围里，居然包进来了大山比较突出的一支。这座山就在学生宿舍楼后面，当我们还住在那里的时候，从二楼走出宿舍后门，就可以直接来到这座小山上，树林和石头都很茂密，我幼儿园的时候逃学就喜欢来这里，爬裸露的大石块，在潮湿的地方挖折耳根。
和大山的关系如此紧密，并不是一个偶然。尽管小镇有官方学名，但在当地大部分人的称呼里，它都叫“三角坝”，我从未考证过这个的官方来源，因为只要你住在这里，抬头一看，就能意识到这个名字的合理性。
你并不需要无人机俯拍，就能从放眼望去近在咫尺的高山判断出，这是一个卡在好几座冬天会积雪的高山中间的小镇。
山顶积雪是常事，到了冬天，积雪范围会到达小镇，这里每年冬天都下雪，而夏天则是避暑胜地，这昭示了其海拔的高度。所以奉节县城里的人说到三角坝，用的动词往往都是“上去”，而镇上的人到县城，用的动词都是“下去”。高山土豆更好吃，高山气候适合腌腊肉，这就是我们镇子在当地小范围内的土特产。
小镇周围每一个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山里和坳里，都散落着居民聚落，一些是汉族，另外一些是看起来和汉族没有区别的土家族。
而在山坳汇聚之处形成的这个镇，就自然而然成了周边各种山村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我猜测大概从这里有人居住开始，大家就是带着货物定期来到这个山坳交汇处赶集，交换自家种植体系里没有涵盖的其他商品。
五
每年9月，散在山坳里的农村学生们，至少是家里还愿意供着继续读书的学生们，就会带着大包小包来到镇中学报道。注册、分配宿舍、去小卖部买两个便宜的塑料盆，当然还要再买一个便宜的铝制饭盒，新的校园生活就开始了。
饭盒很重要，中午下了课要拿着它冲向食堂，一毛钱的米饭，三毛钱的菜（我小时候的物价），然后自己回宿舍吃完再把饭盒洗干净。盆也很重要，因为没有淋浴，洗澡要接热水倒在盆里洗；同样洗衣服也要自己用盆手洗，即使是在气温零下的冬天。
我的中学虽然并没有在镇上的中学读，但因为去到了别的城市，对于更大一些的城市来说，我也就是一个农村“区县”来的学生，所以也是住读。食堂条件更好，不必自己用了饭盒再洗，宿舍也有淋浴不必接水洗，但冬天在宿舍手洗羽绒服，实在是我十二三岁记忆里十分难忘的事情。
十二三岁离开家的小孩，并不都能搞明白自己出来读书的意义。九年义务教育涵盖了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学费约等于没有，其他花销在当时也还算低廉，只要家庭条件尚能接受一个劳动力几年内不创造只消耗，这学尚且还能上下去。而且重庆的大山里，虽然偏远，但教育可以改变命运的观念依然刻在人们骨子里，尽管我甚至无从探究这种意识从何而来，但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它的存在。
每年9月浩浩荡荡来报名的，除了学生本人，还有他们枯瘦如柴的爷爷、身体佝偻的奶奶、没有文化但显然勤劳能干的母亲，又或者是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父亲。这些家长的形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总是一致：他们认为学校是很神圣的。
衣服不新，但一定干净，行李不多，但装得整齐。他们谨慎地一步步踏上校门口的阶梯，对着门口的保安恭敬点头，小声问询方向；因为无法分辨谁是老师，所以对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叫“老师”。有知道自家孩子淘气希望老师多管教的，也有担心离开家不适应希望老师多照顾的，更多的家长，则是因为对学习毫无概念，总觉得老师如果多上心，孩子就能多学点东西未来有出息，所以在看到班主任出现在面前之后，连连点头嘱咐，希望在众多的学生家长中留下好印象。
这些殷切的期盼偶尔也会转化成行动，从几十里外的家里背来的鸡蛋、腊肉、香肠或者别的土特产，来到校园里，就成为了教育改变命运这种信念的实体寄托。
虽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初中毕业上高中是一个定律，甚至高中之后上大学也是，但至少在世纪初的时候，对于这个西南山区的小镇来说，九年义务教育的“九年”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门槛，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跃过去，跃过去了的人也并不意味着后续人生一片坦途。
镇上没有高中，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高中不再义务教育，而周边农村里可以供养高中生的数量有限，又或许是因为脱离义务教育之后高中作为一个机构，其运营方式进入了另一种逻辑。无论原因是什么，学生们在度过了镇中学的三年之后，会有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同学考到县城甚至重庆主城的高中去；而没有考上的，镇中学就会是他们教育之路的终点，同时几乎也宣告了这个家庭在这个孩子身上教育寄托的终结。
六
我后来很少回到镇上，去年回去呆过一个晚上，也许是因为小镇原来的样子过于朴实，记忆里的样子变化不大，所以时隔多年再次回去的时候，还是对新的变化感到惊讶。一切都是原来的格局，但是好像原来格局之上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一个崭新版本。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天坑和地缝，又是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镇政府这么多年来都没放弃发展旅游业的尝试。镇上主干道两边的建筑都被改成了统一的风貌，店铺的招牌也是统一的样子，说丑不至于，但好看确实也说不出口。作为避暑胜地的代价就是，那条流经小镇的河已经彻底沦为了垃圾河。沿着垃圾河再继续走，走过人声鼎沸的喧闹区，还是很快就能看到熟悉的玉米地。
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亮得可以投射影子的月光，四下寂静，是城市里无论多么深夜也无法复现的、除了虫鸣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寂静，这个时候又觉得好像还是老样子。
镇小学修了新校区，地方更大了，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举办乡镇村小联合的运动会。
镇中学修了新的学生宿舍楼，新的沥青操场也取代了过去的草地操场。沥青几乎铺满了整个校园，用色彩划出了专门的跑道。那座宿舍楼后面的山基本已经消失了，大山虽然还在，但那一支伸进校园的小山，在学校修建新楼的过程中被当成就地取材的石料来源，直接炸开山石，变成了混凝土砖，如今大概被砌在好几座不同的楼里。这种就地取材的建筑方式在当地很常见，毕竟用卡车装载建筑材料，绕过山路十八弯进入这个小镇，怎么看都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原本的水泥操场，现在已经被改成了停车场，私家车实在是太多了。连同我爸在内的同一批老师们，辛辛苦苦教书了大半辈子，如今都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买个小车，工作日上课，周末就开车去周边农家乐和其他村镇享受生活。
镇上的车也以同样甚至更高的速度普及起来，一个晚夏的赶集日，两辆车以面对面的方向卡在了集市中央，各自屁股后面都尾随着一串准备从这里通过的汽车。这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拥堵——我们就是尾随在其中一个车屁股后面众多汽车中的一辆——最后以七嘴八舌大混乱里面的一两次有效调节而告终。
暑假期间，没有看到镇中学的学生，我无从观察如今来上学的学生是否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今就读的初中生，已经差不多生于2010年前后，不知道在信息流通发达至此而经济发展悬殊依然巨大的今天，他们是否依然重复着我爸走出大山的故事。如果是，那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巨大纵深，是否也会像今天抓住我一样，在未来抓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