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权
■本报见习记者王兆昱
57岁的余金权顶着帅气的“爆炸头”、拿着一杯咖啡出现在街头。这个造型让他看起来像个摇滚歌手，实际上，他是一位化学“大牛”。
余金权这个名字与许多光环绑定在一起。他被视为当今世界C-H键活化领域“第一人”，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是2016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被许多人称作“天才”“余神”；至少有3次，有关机构在他年龄已经“超标”的情况下坚持把国际科学大奖授予他。
近日，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余金权团队在《自然》上发表了最新成果。余金权作为通讯作者，拥有了他职业生涯中第11篇《自然》论文。此外，他还有11篇《科学》论文。
对余金权而言，化学并不是立在他面前需要艰难翻越的墙，而是能在手中轻松玩转的魔方。
近日，《中国科学报》专访了这位以奇思妙想著称的华裔科学家，一探他为何能将科研做得如此“潇洒”。
想学医的“农村娃”成为化学家
《中国科学报》：能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你的工作和未来的研究计划？
余金权：化学反应为现代化学工业、制药业和材料工业提供了关键工具。化学反应的起点是打断有机分子中的某一个键，而有机分子中含量最高的碳氢键（C-H键）具有很强的惰性，很难被打断。
我们试图破解的是两大根本难题。第一，如何在温和条件下打断C-H键；第二，如何实现选择性打断。
我们希望通过发现新反应来加速新药物的发现和生产，为人类健康提供帮助。现在，我们开始关注如何将C-H反应用于高分子材料和香料的工业生产。未来5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将已发明的系列催化剂的活性提高10倍左右，以促进其在工业上的大规模应用。
《中国科学报》：你什么时候决定走上化学的科研道路？初心是什么？
余金权：大学三年级时，我对合成分子和化学反应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走上了化学研究这条路。初心多少和我小时候想当医生却未能如愿有关。
我出生于农村，当时农村条件很艰苦，我想学医帮助别人。后来很偶然地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学化学，在大学三年级学到合成时，我非常喜欢。当时在图书馆里读到一本书，是E.J.Corey写的《逆向合成》，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成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导师。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并且意识到研制新药是化学家的事，贡献不比医生小。我非常兴奋，就此走上了化学研究这条路。
《中国科学报》：能否分享一下硕博阶段的求学经历？
余金权：在原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读完硕士后，我想转换方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生物合成是一个全新领域，无人问津。但我翻阅了一些文献后，想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生物合成。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名额很少，有机化学方向只有我一个人。
刚到剑桥大学时，我就像个小学生，什么都不懂。之前我在国内学的是非常传统的催化，对复杂的有机分子合成训练很少。虽然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但思维还是脱节，后来才慢慢适应。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导师J.B.Spencer，他对我帮助特别大。
《中国科学报》：在科研路上数十年，你有感到无力的时候吗？是什么驱动你继续走下去？
余金权：在过去20年中，每年我都会有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奇心、求知欲和新发现带来的巨大惊喜，是支撑我的主要力量。
我的世界里没有“金科玉律”
《中国科学报》：在媒体报道中，你被称作“天才”。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称呼的？
余金权：他们这么称呼，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另一方面，在得奖之前，很多人也这么称呼我，倒不是说我有多聪明——我不是很聪明，读书不算很好。他们说我是“天才”，更多是说我跟别人的思路不一样。我做实验的思路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凭想象力。我的想法有点儿天马行空，不局限于教科书或者现有的“金科玉律”。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发挥想象力的？
余金权：我先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询问一个人的想法，他讲出是参考了哪本教科书或哪个文献，才有了这个想法，这就不是想象力。
想象力是什么？是你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工作多年，穷尽不同的思考和尝试，然而都未有结果，某一天，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你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这样的想法建立在大量严密思考的基础上，是长期冥思苦想的积累，只不过它出现时你很难说清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想要有这样的想法，就不能急功近利。什么是急功近利？就是我去查文献，看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做了A，我就改一改，把它改成B。这样固然能解决一些小问题，但绝不可能是重大的突破。
还有一种想象力，我把它叫作“他山之石”。你去听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作报告，他做的东西看似与你无关，但其思维方式可能会间接启发你产生新想法。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想象力。
《中国科学报》：你平时是怎么读文献的？会每天抽出固定时间读文献吗？
余金权：我应该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在刚进入一个新领域时，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文献，以掌握这个领域的状态，比如，什么问题没解决、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没解决。
但是当我在某个领域工作多年，我就不会花很多时间读别人的文献，而是更关注自己的创新。大部分的文献我不会读，基本上看题目就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我把更多精力花在思考分析我做过的工作上——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其他领域有哪些新技术可以借用。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做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还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余金权：两者都有，科学家需要毅力的支撑，也需要兴趣和乐趣。
做科研的过程就像钓鱼。如果你喜欢钓鱼，你在烈日下待几小时都不觉得辛苦。因为你真的喜欢、真的好奇，你在等待那条鱼的出现。钓鱼需要一定的毅力，但驱使你去钓鱼的那股力量是不能通过毅力产生的，一定是喜欢。
评奖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科研评奖的意义是什么？
余金权：有些奖是锦上添花，有些奖是雪中送炭，各有意义，当然我认为后者更有价值。
此外，评奖的过程本身也有价值。评审是一个锻炼思维、建立科学品位的过程。评审就是从评委会到候选者再到关注这个奖的人群共同建立起对科学的鉴赏力的过程。高水平的评审过程，可以促进国民的科学素质不断提升。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当前对科技评价“唯期刊论”的批判？
余金权：我觉得要客观看待。做基础科研是需要发高水平论文的，要与全世界分享你的想法。目前来看，论文还是相对最客观的评价体系，不能盲目反对。
但是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投论文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审稿人就是不喜欢你的论文等，再比如，在知名期刊上发的文章有可能毫无价值，因为任何期刊的审稿都会出错。
所以，还是要看论文内容是否货真价实、有没有含金量，此外，还要看一个人长期的工作，不是发了一次高水平期刊就证明他的科研水平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