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小村庄，沉默的家庭
“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只有弹丸之地以供立足，无一例外。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防止有人从阴间折返，从而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在《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一篇中，米勒这样描述幼时自己生活的那个位于罗马尼亚的德语村庄。
米勒并没有一个温馨幸福的童年。在她的记述中，冬天，屋外无事可做的时候，母亲看着父亲没完没了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外婆常劝慰母亲：“难受的话，就去收拾收拾衣柜吧。”整理衣物能使人平静下来。母亲把自己和父亲的衬衣、袜子、自己的裙子和男人的裤子重新叠好，分门别类摞起或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把自己醉醺醺地从婚姻中摇出去。
在这本书中收录的几篇散文中，米勒零散地描述过多次自己的童年生活，这其中夹杂着酒气、怨气和沉默。父亲必须独自承担他酒鬼的生活，母亲的眼泪无人可以替代。“我也会哭，但我们哭的缘由不同。母亲哭自己为什么嫁了这么一个醉鬼丈夫，稍加理论就舞刀弄棒。我哭是因为我希望母亲偶尔也会为我哭泣，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在米勒的笔下，这个家庭充满着眼泪，父亲沉迷于酒精，母亲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弃自己的女儿于不顾，外公守着他永远的发票和表格，外婆手里总是举着阵亡儿子的照片。
米勒外公曾经是个富有的人。1945年之前，她的外公拥有整个村子的土地，同时做粮食和杂货生意，后来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只留下一个装满发票的小箱子。发票上原来是记载以车为单位的粮食和咖啡豆的，现在，这上面只能记一些他每天采买的可怜的日用品。
在这个家庭中，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沉默着擦肩而过。他们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无须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习惯了这样的态度，就会无视人们的沉默。大家根本不想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环抱。”米勒写道。
光线刺眼的炎热的日子里，米勒会在山谷放牛。“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就可以回家了。”米勒写道，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她无数次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很难想象，一个放牛的少女会思考生命的意义。其实米勒更为敏感的，是语言。15岁那年，米勒进城后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非常吃力。半年后，一切突然改变了，“我似乎什么都没干，所有人行道、机关的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品，我一下子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米勒的文字风格，和她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中学毕业后，米勒在特美思瓦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进入工厂担任译员。因为写作受到权力的骚扰和迫害，曾经被禁止出版作品。离开工厂后，她在幼儿园任教，当德语家教谋生，直至宣布为国家公敌被驱逐出境。罗马尼亚生活带给米勒的，是终生纠缠着她的噩梦，那些恐惧、耻辱、惊慌、挫败都被她写到书里，也被世人读到。
“体育馆和医院之间，农田沿着最后一条柏油路蜿蜒，寂寥的天空笼罩田野，被工厂的烟囱染成橘灰色。窗户比天高。熟悉了平原的眼睛，看窗外的风景是颠倒的，我望着天空感觉它是个水坑。房间在中点交叉，天空恰好倚在窗户上，吃饭时落在盘子里。如果不是随风飘的邻居、同事、秘密警察给我制造恐惧，我或许无法看到这些景象。那不是天空，而是不安。我在天空的肚子上打开冰箱、关上冰箱，开合衣柜，梳洗，吃饭，睡觉。”米勒在《空气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事》一文中记录她曾经的生活状态。
从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米勒有着双重异乡人的身份，她会用光怪陆离的思维思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对罗马尼亚语。比如，她认为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但其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马尼亚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对罗马尼亚友人说，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是米勒关于语言和行为关系的观点。这看起来很难理解，她的解释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书写灰暗、刺破社会表层的写作
诺贝尔文学奖给予米勒的授奖词是，“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米勒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她作品中总有一种洗不去的阴暗的气氛。米勒从小就生活在二战留下的阴影之下，无爱的家还有恐惧的村庄，造就了米勒的童年创伤，也成了她创作的源泉。
米勒曾说：“我的写作层面是那个巴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后来，是那个集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集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国内有学者评价她的作品，“打开赫塔·米勒的书，满页皆是噩梦、恐惧与创伤性的书写。”
在充满自传性质的散文中，米勒回忆自己的处女作《低地》出版后，村里的人遇上她，会朝她脸上吐唾沫，从此她就不敢回村子了。给90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和马车，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来惩罚她，只为她那个可耻的女儿。母亲进城来找女儿，流着泪说：“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
米勒却异常固执，“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
后来，米勒也曾一度不堪迫害，想在河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像伍尔夫一样，在河岸捡起两块大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走向河流的中心，以自溺寻求生命的解脱。在《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中米勒回忆，那是一个春日，太阳有气无力，新鲜的杨树枝闻上去有一股焦糖的苦甜味儿。想到自己的生命曾经遭受过践踏，米勒觉得拿走它也无所谓。后来，她这样描写这段经历：“死神向我招手，我做好了起跑的准备。在几乎得手之际，细小之处却不愿配合。或许，那就是心兽。”
多年来，米勒不倦地书写罗马尼亚昔日的灰暗生活。正如她自己所说，“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
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她的作品：“米勒的语言很丰富，她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批判家，她是德国文学的鲁迅。”这个评价或许可以更直观地让中国读者了解米勒冷峻、现实的语言以及刺破罗马尼亚社会表层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