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都在规则的摸索与遵循中消耗,又谈何教育,又谈何意义?
几天前,“中小学连厕所时间都快没了”冲上热搜;这两天,“小学女教师离世留遗书称课外工作压力大”也冲上热搜。这两者虽然不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让我们感受到,当下一些校园里的师生都过于紧绷。
在一些学校,孩子被“困”在了教室,值日老师在每层楼巡查,严禁学生在走廊追逐玩耍;一些学校抽选少先队员组建值日团队,对各班学生课间的行为进行计分考核;一些学校要求孩子小课间不能去操场玩耍,只能上厕所或在走廊内安静地活动……形式大同小异,规则有松有紧,但无一例外地,孩子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权利,教师增添了一些额外工作。
2019年,一项针对1900余名家长的调查显示,75.2%的家长认为身边中小学“安静的小课间”现象普遍,且在小学最为突出。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运动是健康的前提,为何学校还要将孩子圈住?一位校长给出了答案,“安全第一,其余是零”。一所小学的老师说,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校方不仅需要向家长道歉,还可能涉及经济赔偿。正是在“安全至上”的要求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之下,孩子的课间十分钟被“牺牲”了。
↑学生课间练习国家级非遗井陉拉花舞蹈。图据人民图片
也就是说,苛刻要求、大小事都盯紧学校的一些家长,看起来是重视孩子,实则给学校造成了困扰,迫使学校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来“确保安全”。这背后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个案:学生端午节回家溺水后找学校索赔,学校最终赔偿40万元;学生的乳牙因为摔跤掉了,家长让班主任赔偿10万元……这也是网友为“消失的课间10分钟”搜寻到的理由:一个奇葩规定背后都有一个离谱故事。但倒推回去,可能是一次奇葩的“判决”或“处理”,反而助长了奇葩规定的出现。
以奇葩来应对奇葩,是一些成人“求生”的手段,最终,却是孩子承担了代价。
我们当然相信,学校制定规则时都是本着安全为要的精神,但也在权衡利弊。规则制定者在面对强势的家长和主管部门时,是弱势的一方,但在学校内部又是强势的一方,所以才将矛头指向了弱势的教师,进而传导到更弱势的学生身上。相关领导在制定规则时,只想到了如何快速消灭问题,却从未想过相关人员的感受。当规则只服务学校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学生的自由时,就偏离了教育的初衷。
事实上,被困在学校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为了避免课间出现擦伤等问题,老师被迫承担起了相应的管理工作。而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窥探到一些学校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制定非人性的新规则。规则之下,孩子忙于应付老师,老师忙于应付检查,可能就像那位离世老师在遗书中写的一样,“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就像牢笼”。目前,我们无法将她的离世全归因于工作压力,但评论区的许多留言足以说明,教师确实被教学以外的事务所累。
所以说,针对老师制定的各项规则,其实和孩子“课间圈养”的道理一样,都只为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学校而存在,而不是为学校里面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人是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是任何规则的附属品。
可以想象,新规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正如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著的《规则的悖论》提到的那样,旨在将我们从行政职责中解放出来的软件,最终把我们都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而结构性不平等,又让非人格化的、无需沟通的规章制度保持运行,甚至我们还会去主动阐释这些不合理规则,上文提到的“一个奇葩规定背后都有一个离谱故事”即是如此。也就是说,规则制定方,通过隐性的结构关系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压力,迫使人们遵从。
为何孩子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为何老师备课的时间都没有了?如果时间都在规则的摸索与遵循中消耗,又谈何教育,又谈何意义?当前,已有媒体报道,郑州、太原、成都多地回应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成“课间圈养”问题,一些要求已经下发,一些学校正在改变,希望在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讨论之下,各方能遵循人本逻辑、坚守育人理念,还学生自由,还老师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