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流感、肺炎支原体等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持续高发，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让儿科诊疗资源匮乏尤其是医生紧缺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业内专家认为，应在源头加快推进院校儿科医学教育，想方设法提升儿科医生的岗位吸引力和职业获得感。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儿科医师数量为20.6万人，在全国420多万名医生中占比约5%。而我国0～17周岁儿童数量占比为21%。近年来，我国从引导高校新增儿科学专业布点、推动薪酬待遇政策向儿科医务人员倾斜等方面发力，加快儿童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但依然面临人才缺口较大的现实问题。（《工人日报》12月11日报道）
1999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了儿科学专业。此举使得此后的10多年里，我国儿科医师的来源被切断。
2016年2月24日的“澎湃新闻网”报道：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称，为适应“全面两孩”政策对儿科医生的迫切需求，教育部正深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教育工作，为基层每年培养5000名左右从事儿科等全科医学人才。同时扩大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2020年达到在校生1万人。
也就是说，即便2016年当年，教育部就推动了医学院校增加儿科医学专业以及可以适用于儿科诊疗的全科医学专业设置，当年就开始招生，当年入学的本科生再加上硕士和博士阶段，今年还没毕业呢！
今年秋冬季节，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持续高发、叠加爆发的态势，首先主要出现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家很清楚，要进入这些城市的三甲医院，以及配套、待遇比较好的区级、社区医院，本就需要比较高的学历门槛。所以，2016年及之后的政策转向，增加的儿科医生供给至少还没有很明显地转化到一二线城市。
正如此次《工人日报》报道所指出的那样，儿科医生不仅面临曾经的培养计划、专业消失，医生来源被切断，而且还面临流失率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医院，儿科医师承担的门诊人次是其他医师工作量的数倍。2015年6月8日的《羊城晚报》就曾报道说，在广州，儿科医生收入之低，不但奖金最低，而且有时还拿不全工资，待遇水平甚至比医院电梯工还低。
而且，儿童患者就诊沟通难、问诊难、吃药难，很多情况下难以比较有效地完成诊疗判断，还容易引发患儿家长的投诉甚至少数人实施的暴力行为。所以，哪怕是儿科、全科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也未必愿意选择儿科。
这也意味着，要破解儿科医师紧缺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以为2016年后部分医疗院校增加儿科医学本科、研究生招生人数，毕业生陆续补充到诊疗一线，就会自然而然地缓解供给问题。当儿科、全科医学毕业生供给增长，而儿科医师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反而可能引导更多人拒绝选择从事儿科医师工作，产生所谓的羊群效应，并反馈到学生高考后、本科段研究生报读的专业选择环节，使得儿科、全科医学专业甚至有可能变成网红名师所说的“生化环材”那样的“天坑”选择，乏人问津。
所以，要解决问题，就要首先解决儿科医师执业环境。当前形势下，生育率低迷，育儿成本高、上学难尤其是难以获得优质、就近入学的学位、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当然是重要诱因。既然要大力提高生育率，这也被认为关系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那么保障儿童就诊就带有显著的公共性，为此应当从患者端增加对患儿就诊的切实保障，增加医疗保险等保障体系的覆盖，减轻家庭支出负担；同时要从医疗机构、医师端切实通过财政经费保障，让儿科医师因其执业的专业性、艰难性、难以替代性而获得相较于其他医师岗位更高的待遇。为改善儿科医师执业环境，卫生部门、公立医院应当配置专门的法务人员，专职处理儿科医师执业所可能引发的投诉以及诉讼。
也就是说，通过对医疗机构儿科医师执业环境和保障待遇的改善，下一步才可能将信号反馈传递给高考、研究生报考的考生，鼓励更多人报考儿科、全科医学专业，从根本上增加儿科医师的数量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