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元宫 王宗易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复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
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北京景山学校组织该校教师认真学习了这一题词，并且准备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协助下全面试验改革该校的高年级教学，认为“当前的主要关键，就是尽快地培养造就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新型教师队伍”。为此，该校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学研究会”，“以经常总结自己教学改革经验和了解世界各国教学改革的动向，探索、研究教育战略和教育理论问题”，“希望国内外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给予指导”。
事实上，在此之前，邓小平就曾多次为推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鼓励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而题词。1979年9月27日，邓小平为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10月19日下午，邓小平还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接见了出席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代表。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如此密集的题词彰显了邓小平对中国教育和科技工作以及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爱之深和期待之切。那么，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8个年头、1978年开启拨乱反正序幕的第6个年头的1983年，邓小平为什么会作这样一个题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告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呢？
“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
毋庸置疑，邓小平指引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其作为一位具有多年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深思熟虑的结果。邓小平之所以宣告中国教育要“三个面向”，首先与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密切相关。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党建等方面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就具体的教育领域而言，教育思想被严重扭曲，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很大一部分教育界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许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受到人身侮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一段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一批院校被搬迁、撤销。10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期，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为2.3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近1/4。
作为长期在中央工作并且有着“三落三起”经历的邓小平，对于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自然有着更加深切的感受。1980年4月11日上午，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横行时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到很大损害。他们负有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把罪大恶极安在他们头上是不会错的。”同年6月5日上午，在会见以克拉克·托马斯为团长的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科学、教育方面的损失很大，耽误了一代人，缺乏人才。这就是现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对‘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罪大恶极’。他们的破坏极大，我们损失极大。”
邓小平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对上述的“他们的破坏极大，我们损失极大”作出了阐释。1977年9月29日上午，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
1977年10月22日上午，在会见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受破坏最大的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受到的破坏就是不读书，使科研队伍后继乏人。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没有来源，很多科学研究机关没有25到35岁的人。这个年龄段恰恰是科学研究出成果、思想活跃的时候。”
1978年6月5日上午，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6月23日上午，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中国当时必须赶紧抓科研和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真正的问题、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十一二年没有培养人才。”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
“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
作为一个深谙“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理念的政治家，自然对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痛心疾首，自然就会首先锁定教育和科研作为全国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事实上，早在“文革”时期的1975年，邓小平就曾对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过力所能及的整顿。1975年5月19日上午，在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示，“你们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
8月3日下午，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9月26日下午，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遗憾的是，尽管那时邓小平“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在正式恢复工作和职务之前的1977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就约谈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等人，切中肯綮地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深思熟虑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请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5月24日上午，在同王震、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23日上午，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20多天后的8月8日，在其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快要结束发表讲话时，邓小平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10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在谈到教育和科技工作时再次指出：“我自告奋勇抓这方面的工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从教育和科学着手。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1978年7月10日上午，在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不过，我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
尽管邓小平一再自谦“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可是，事实上，正是邓小平全面而系统的顶层设计、领导，扎扎实实推进了我国教育和科技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并最终推进了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
倡导教育界要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9月19日上午，在与刘西尧等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健全领导班子。在“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际，一个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对于一个团队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和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健全教育战线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13日上午，在同方毅等人商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很厉害，现在中心的问题是把各级教育领导班子配起来。”对于教育部而言，他要求“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他要求“首先要把是非弄清楚，把班子搞好。配领导班子，一个是有派性的不能用，一个是打砸抢的不能用。凡是属于这两种人的，都要换掉，不能犹豫”。
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恢复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度和具体措施。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破坏了的恢复起来”。邓小平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工作特点和作风，在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这一事件中充分彰显出来。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9日，邓小平就提出了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8月8日，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邓小平已经有了深思熟虑的决策：“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0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
正是因为邓小平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作风，一系列改革方针和措施的推进和落实，让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教育和科技的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中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才具有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储备。
1978年3月，邓小平与数学家陈景润亲切握手
“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早在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这一目标几经完善，最后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从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赓续接力孜孜以求的伟大奋斗目标。
即便是在“文革”十年内乱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况下，邓小平仍然竭尽所能地推进对各个领域工作的调整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1975年3月5日下午，邓小平在出席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期间提出全党全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一“大局”思想。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自己反而“被抓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立刻自告奋勇地要求管教育和科学工作。1978年7月25日上午，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科学和教育能否振兴与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之间的关系：“林彪、‘四人帮’对各方面都有干扰、破坏，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没有出人才，耽误了一代人，把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得很大。弥补工农业方面的损失比较容易一些，而弥补科技和教育的损失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他强调，“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关心最多的还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这段话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位卓越政治家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政治智慧和高瞻远瞩。
深谙科学和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所以邓小平集中而频繁地呼吁全党全国重视并切实推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1977年5月24日上午，在与王震、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就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1978年3月2日下午，在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讨论会时，邓小平更是呼吁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指出：“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定位。1979年3月21日上午，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作出了阐释：“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发展可能快一些。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预言四个现代化将会被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下去。1979年1月31日中午，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持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持续下去。”
教育要“面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要振兴教育，推进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势必要面向世界，势必要学习和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成果。1977年9月25日上午，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一行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
1980年4月29日上午，在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人的电视采访，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
教育要有效地服务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大局，势必要“面向世界”，势必要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材教法等成果。针对教材而言，邓小平指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
针对合格师资严重匮乏问题，邓小平指示，“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邓小平还鼓励、推动出国留学，“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倡导出国考察、学习必须有明确的实际任务。1979年9月24日，他要求在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高能物理实验小组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完成两项任务：“第一是了解全面的情况，第二是了解这个领域中的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东西，回来的人可以到各大学讲讲课，会比现在的讲师、副教授的水平高。”1978年9月中旬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加拿大的任务则是“着重考察对方各级各类学校和科研设施，同时就今后同对方教育交流项目交换意见”。
教育要“面向未来”
历史反复证明，谁占领了教育和科技的制高点，谁就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只有牢牢地、死死地扭住“百年大计”教育这一中心环节、“关键问题”，才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受“文革”十年内乱的严重影响，我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落后几十年，而落后则会挨打。中华民族要拥有美好的未来，就必须死死地扭住教育这一中心环节、“关键问题”不放松，牢牢地聚焦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立足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内现实的邓小平，才立意高远地定位我国的教育必须“面向未来”。
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迅猛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本身，也决定了中国的教育必须“面向未来”。1977年10月5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办教育要以最新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爬行主义。”7日上午，在会见日本三冈访华团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到本世纪末还有22年，谁晓得那时是什么面貌。科学进步很快，发展很快。”
1978年4月22日下午，在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发表讲话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既然世界科学的发展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一日千里的态势，那么，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必须“面向未来”。
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以教育和科技工作作为突破口，拉开了全国拨乱反正的序幕，并最终推动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