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厕所社交”的说法在网上流传开来。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李国华近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观察到的独特现象。李国华委员表示，厕所社交就是中小学生下课后，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里停留，甚至在教室里也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被逼无奈之下只能躲进厕所里社交。
李国华委员指出，学校担心学生在课间活动时发生安全事故是“课间活动限制”的关键。因而为了减少安全隐患，规避因此造成的事故赔偿，学校对课间活动的管理日趋僵化，逐步演变成设立“一刀切”规定。而这与部分学生家长的焦虑心态也不无关系。（澎湃新闻网3月4日报道）
如果说中小学生存在“厕所社交”，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其实哪怕是上班族，约着一道去厕所，途中你一言我一语闲聊几句，这本身就是友情的表现。把对方当朋友，才可能一起上厕所。
现在的问题是，其实不光是中小学生，就连很多行业中，上班族如果要在同事中发展友情，也只能依托于“厕所社交”。
很多行业为了限制所谓的员工无效消耗上班时间的现象出现，甚至设定了上厕所时间，有的更采用科技设备，依托于监控、工位座椅空闲时间、办公电脑键盘鼠标空置时间来判断员工上班期间的脱岗时间。有的企业更是细化到“小便1分钟、大便3～5分钟”，而对于女员工生理期稍稍给了更多一点的时间，但仍然严格限制时长。
对于这类现象，应该说虽然招致了广大员工的强烈反感，但是劳动监察部门等主管部门的重视并不是那么够。
所以，上班族被严格限制上班期间的脱岗时间的种种机制，以及因此受到的监管不足，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内卷压力的来源，必然传递到教育机构。作为劳动者的教师，不可避免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在目标考核越来越卷的情况下，就有冲动抓紧一切可以抓住的时间，包括下课后拖堂。
下课后拖堂的现象也由来已久。但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比如70后、80后、90后的两代人在上中小学的时候，爱拖堂的老师总是有，但不是那么多，及时下课的老师总是占多数，也允许孩子们下课后出去放松玩耍。为什么现在拖堂的老师变多了？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现在的老师更有责任心，但绝不仅仅如此，而是如前述，是因为老师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考核压力。
老师受到的考核压力，不仅仅包括学生成绩、班级管理秩序等指标，也当然包括诸如学生安全问题。这确实与李国华委员所说的部分家长对于学校管理求全责备有关，校方为了避险、避责而限制孩子在校活动时间、方式。
所以，中小学生下课后面临严重的老师拖堂状况，在很多情况下不被允许自由活动，只能发展所谓厕所社交，这种现象背后存在复杂、多元的成因。
要解决这方面问题，教育部门加强巡查，督促学校、教师保障学生课间休息权；如李国华委员所说，最高法、最高检编制一个保障学校不受家长过度维权滋扰的办案细则，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恐怕仍需回归到问题本身，去扭转当前职场过度内卷、过度限制职工办公期间行动方式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