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孟凌霄
“撤回我们的论文是不合理的，这项研究将保护数百万人的生命！”
接连遭遇3次撤稿后，印度阿米提大学教授SanalKumar“破防了”。在近20年学术生涯中，他提出了一项以自己命名的全新理论，但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并被指责为“绝对的无稽之谈”。
目前，Kumar正准备起诉撤回论文的编辑与出版商，即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和威利出版社。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从事撤稿研究的博士后徐少雄告诉《中国科学报》，此类现象显示，科研失信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其复杂和棘手的程度与日俱增，因此很有必要倡导开放科学、发表后同行评审以及加强社会监督。
“火箭科学家”跨界生命科学
这一事件背后有两大疑点，一是创新理论，二是隶属关系。检索发现，SanalKumar为通讯作者的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科学报告》和《全球挑战》，系列论文的核心内容是以Sanal命名的一项跨领域的全新理论。
在Kumar及合作者的描述中，这一理论“带来了科学突破和研究范式的转变，有助于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中诸多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并应用于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等的治疗”。
但这一理论在同行眼里似乎不太靠谱。
“错误太明显了，只要读10到15分钟论文，就能发现这些内容都是一派胡言。”印度理工学院副教授GaneshNatarajan评价。
更为吊诡的是，发表这3篇生命科学相关论文时，Kumar的隶属单位并非高校和医疗机构，而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换言之，这些研究是“火箭科学家”的跨界创新。
Natarajan早在2022年5月就对这些论文表示过担忧：“火箭发动机的气体流动理论根本不适用于血液通过人类动脉的流动规则，Kumar及合作者完全忽视了这一点，从而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
“碰瓷”自然集团已有先例
无独有偶，就撤稿问题起诉出版商此前已有先例，但并未胜诉。
2020年6月，美国“天文学家”RhawnJoseph因被撤稿，将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告上法庭，并索赔500亿美元。
此前，Joseph为第一作者的一篇论文被自然集团旗下杂志《天体物理学和空间科学》撤回。该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商认为，论文对材料和引用的文献未提供足够的批判性证据，并且没有为文章中的推测性陈述提供坚实的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Joseph自称是“寻找外星生命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著有《宇宙中的意识》《量子现实与心灵》等，目前的研究领域为火星上的生命证据。过往发表论文显示，Joseph隶属于美国北加州天体生物学协会等机构。
在该起诉案中，Joseph表示，重大的科学发现必须经历3个阶段——嘲笑、激烈反对、不言而喻的接受，而自己的理论正处于第二阶段。在该案件败诉后，主审法官判定出版商无须支付500亿美元的索赔，Joseph则认为主审法官掩盖了真相。
起诉出版商就像“情侣分手”
纵观近年来的撤稿起诉案例，读者可能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这些“不靠谱”的稿件如何能通过同行评议，发表在知名出版社旗下的期刊上？二是这类稿件为何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被撤回？
对此，徐少雄告诉《中国科学报》，撤稿后起诉学术期刊与出版商就像“情侣分手”。同行评议机制的有效性前提是，假定所有投稿的研究人员都100%遵循科研诚信原则。如果科研人员蓄意违规、造假，审稿人及编辑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识别的。
目前，随着文本查重及图像识别技术、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RCID）应用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学术期刊能够在稿件送审之前甄别一些科研失信行为，但总有漏网之鱼，而且通常审稿人数量仅有两三位，经验亦有限。
至于撤稿时滞，即文章从发表到被撤的时间差问题，徐少雄表示，撤稿的速度与很多因素有关，如问题文章的影响力、所受关注度；涉事作者的态度；涉事期刊及出版商的态度、资源、能力；涉事作者所在科研单位的态度与行动，等等。
“科研失信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其复杂和棘手的程度与日俱增。”徐少雄表示，如果撤稿后作者坚持认为论文质量有保障，可以走司法程序，但司法裁决要有学术依据，且只能来自专家；同时，司法过程成本很高，将耗费期刊与出版商的大量时间与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