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拔尖计划”实施15周年。公众不仅好奇清华“姚班”“钱班”的天才们去了哪儿，也关心“拔尖”模式带来的启示。
2009年，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同一年，清华大学“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此前成立的“姚班”被率先纳入清华“学堂计划”。“姚班”之外，作为“拔尖计划”唯一定位于工科基础的试验班，“钱学森力学班”同样汇聚了众多竞赛得奖者和高考状元。
据报道，当创新人才成为培养目标，面对更多拔尖的同学、更高难度的课程和更早开始的科研训练，进入“拔尖计划”的学生们，有的成为“领跑者”，逐渐确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深入探索；有人慢慢地落在后面，成了默默无闻的普通优秀学生；也有人选择了退出。
其实，这才符合现实情状。“拔尖”的过程，本身就代表着日后的试验和调整，毕竟不可能人人都适合干科研工作，也不可能所有的“拔尖人才”都会站上科研的尖端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拔尖”计划也在与时俱进地改善和提升。2018年，“拔尖计划”升级为“拔尖计划2.0”，学科领域得到拓展，包括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也受到了重视。2020年，教育部启动“强基计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校校测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在入学之初就明确了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揆诸这一探索和革新过程，科学调适、唯才是举的意味很是突出。
“拔尖计划”为的是选出最合适的学生，培养出钱学森先生所呼唤的杰出人才。但正如专家所言，“拔尖”不等于“掐尖”，更不等于拔苗助长。“拔尖”不是目的，优选创新人才才是根本目的。那种单纯从形式上把“高分”学生集中到一起的“集训”方式，并不是“拔尖”该有的样子。
进入“拔尖”计划的“天选之子”也经历着种种考验，有些考验或挑战还是颇为严峻的，例如，“姚班”的专业课进程飞快，一个学期里教授的内容远超计算机系的课程内容，有学生表示不缺勤任何一节课，“如果我不去听课，我就真听不懂了”。也有“钱班”学生努力了一学年，大一平均绩点仅为3.5左右，而“钱班”几乎有一半的学生绩点接近3.8。挑战和困惑都在促使学生理性打量未来的定位，并作出最终选择。这种既鼓励学生进阶也包容学生退出的机制和氛围，给了学生以自主选择、专项突破、精益求精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拔尖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高考制度精进的基础上。研究者发现，近些年高考命题已经在积极探索适应创新人才选拔的命题改革，注重考察学生的创造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高校在自主选拔环节，也会重视选拔有志从事科学研究且有创新潜质的人才。而2024年广受关注的一个政策是，数学或是学校指定科目成绩达到一定分数可直接破格入围，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善政为“偏科型”人才留下了一条明朗的赛道，避免了半程被淘汰的遗憾。
当然，高考制度的改革或改良，和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大胆探索息息相关。客观上，“拔尖计划”的实施和发展，源于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其间，我们既要关注“顶尖苗子”，也要关注个体的多重潜力和个性思维，绝不能陷入过往那种“唯分数”“唯经验”“一刀切”的误区中。事实说明，坚持多元化和多样化教育理念，坚持长期主义，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包容“个性人才”、“偏科人才”，这是早期发现、常态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