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凯程
前段时间，因为中美高层对话，让口译员这个职业又来到了聚光灯下。
上一次口译员成为焦点，还是《亲爱的翻译官》热映的时候。翻译行业内并没有“翻译官”这样的说法，一般我们只称为“翻译”或者“译员”，对应的英文是“interpreter”，就像大家在各类政府发布会上看到的那样。
我自己是一名职业口译员，从事口译已经近10年了。
说到口译员，大家脑海里的形象，可能是那些出入重要场合，跟在大人物后面的人。但其实，历史上的口译员，地位用卑微来形容也完全不过分。最初的口译员在民族和文化上有杂合性，很多是妇女、奴隶、或者出身次等社会阶层的成员：比如生活在英属印度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很多都无家可归，生活非常动荡：比如遭到了绑架，或者是冲突摩擦和政治剧变的受害者。
他们在跨文化的经历中逐渐习得了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成了双语或者多语人士，进而开始从事口译的工作，历史地位远不如笔译。直到近现代，尤其是二战以后，口译员才逐渐有了现在的地位。
说到口译，实践中其实有两种主要的口译方式，一种是“同声传译”，简称同传，也就是译员带着耳机坐在同传箱里面，一边听着耳机中讲者的讲话，一边通过话筒翻译；还有一种叫“交替传译”，简称交传，也就是讲者讲话的时候，译员先记下来，待讲者结束一段讲话后，再开始翻译，这也是外交部的译员张京在中美高层对话中所才用的方式。
我自己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同传比交传更难”，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除了都需要非常好的听力基础之外，同传更需要译员有非常强的视译能力，或者叫“顺句驱动”的能力，在不做较大语序调整的情况，表达出原文的意思。
交传则要求更好的口译笔记技巧，可以应对讲者长时间的讲话。这次中美会谈，张京被人称道的，是在会议上记住了超过16分钟的内容，并且高度完整、忠实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中国最权威的翻译考试叫做全国翻译资格等级考试，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最难，通过二级就拥有可以近似于全日制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在最难的一级考试中，每条考试的原声音频也只有一分钟上下。即使在更严酷的实战口译任务中，绝大多数的单段口译长度都在3分钟以内，很少情况下会在3到5分钟这个区间，单段5分钟以上的口译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口译难在哪里？1分钟听上去不怎么长，为什么要长时间训练才能达到的呢？
口译其实是一个心理语言学过程，有一个基础理论叫“认知负荷模型”，简单来说，这个模型把人的脑力看做是一种资源，并且总量是有限的，口译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占用并消耗一定的脑力。大家可以把这个过程类比成电脑的内存，每个口译的步骤就是电脑打开的程序。程序越多，占用的内存越大。如果数量超过了上限，就会出现大脑“宕机”。
这也是为什么，初学交替传译的时候，总是听了听力就会顾不上记笔记，一开始记笔记，耳朵又听不见了。因此，没有训练的情况下，记住1分钟的内容，已经很不容易了。张京的16分钟难度可见一斑。
图｜人民视觉
这也是为什么，领导人的翻译都是只从母语翻译成外语，而不会从外语译入到母语。因为一个听母语，听力阶段几乎不会占用脑力，译员就可以留出更多的脑力，去分析讲话人的意思，记笔记等。
所以口译的难，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说法就是，“脑子不太够用了”。因此口译员的训练目的也很直接：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来降低对应部分的脑力消耗，包括语言、知识层面、口译技巧各个层面的积累。
不过这都算“硬实力”，其实口译还需要一些“软实力”，比如保密就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另外就是心理素质。刚入行的时候，我在口译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出汗，不是手心那种微寒，而是满头大汗。后来我在多个场合见过其他译员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男译员整个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导致翻译无法进行，由另一个译员把他换下来。我自己也有同传箱替换伙伴的经历。
回到张京的口译，除了褒奖之外，很多人也提到，她的口音听起来“太中式”。但“中式发音”不是“中式英语”，并不会干扰表达沟通的流程。
如今，翻译行业内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就是翻译是不是要被AI取代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基础翻译确实会被取代掉。从商业上来说，虽然非文创类的问题已经可以做到优秀译员的七八十分，但是再往上，技术研发成本是很高的。
参考科技发展史，一项技术从理论变成实验室原型机再到大范围的民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飞机在1903年由莱特兄弟发明，但1925年之前的飞机安全性都还很差，1938年，《民用航空法》才颁布，规定了飞行路线和机票价格，而联邦航空局作为行业监管，直到1958年才成立。此时，期间航空业也带来了大量的新工作。
对那些真正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第一、持续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第二、拥抱技术提高自己的效率，而不要把它当做洪水猛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