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普职招生比在5.8∶4.2-5.9∶4.1之间，这意味着，中考过后约一半的学生进入职业高中。分数似乎让职高学生带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普高和职高并不是分类，而是分层。进入一所职高，就像河流交汇在低处。
少数人在学校看到职校学生的真实模样。中职学校的教师人数，占全国专任教师总人数的4.74%。在不到5%的老师中，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他们选择成为职校老师的理由各不相同。职校的实际状况，在他们进入那扇校门后，一点点展露，推着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职校培养着怎样的学生，自己又将成为怎样的老师。
文 |曾诗雅
运营 |月弥
“失败者”的刻板印象
老师们对自己的第一堂课总是印象深刻。
在一所职业高中任教的吴舒妤能清晰地回忆起一年前的9月1日。她准时出现在烹饪班门口，看到了一副毕生难忘的景象：教室里29个男生，3个女生，大部分人没带书本，几个学生拿出了烹饪课要用的擀面杖，不断敲击着桌子。最后排还有个男生直接把双腿架上了桌，嘴里一下一下地嚼着口香糖。
这一幕就像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那样，“一些职校生们懒散、顽劣、不学习、没规矩”。
吴舒妤起初并不相信这些。她早早体会过刻板故事里的无奈成分。研二那年，她进入一所私立初中实习，教两个初三班级的语文。这两个班，100多个学生，都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考不上高中”。更准确地说，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们失去了考入上海普通高中的资格，绝大多数的学生只能进入职业高中。
这些将要被划归为职校生的学生，大部分人在那时放弃学习。几乎没有人听课，抛出的问题很少得到回答，大部分人在睡觉、看窗外、窃窃私语。有两个女生是例外，一直坚持积极举手发言。只是每当她们一发言，其他同学就开始起哄说：“你竟然在学习！”
时间一久，最后的两双手也放下了。
吴舒妤至今都记着那个画面，两个女生坐在位子上看着她，一言不发，像两座孤岛。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去职高当老师，想看看那两个女生会有怎样的未来。
后来，吴舒妤如愿考上了上海一所职业高中的编制，去教语文。进学校前，她带着戏剧文学专业给予的浪漫情怀，“没有升学压力了，不用再像教初中时那样，把讲义打印好发下去，让学生们记住。我想着让他们去阅读小说，去欣赏诗歌”。
陈一鸣没想太多工作的意义，“误打误撞”地当上了职校老师。2016年从苏州大学计算机毕业后，他就陷入不断考试的生活。公务员、事业单位、银行，所有代表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他都尝试了一遍，大部分的笔试也通过了，但因不善言辞，总是在面试时被刷。
直到2018年，他再次考教师编制失败——录取名额刚好截取到他的排名之前。但校长打来电话，说一名计算机专业课的老师怀孕了，学校需要他去代课。
“一切来得太快了，30号给我打电话，31号让我过来当老师，9月1号又让我当班主任。”考了两年试，最后只花了3天，陈一鸣就成为一名职高班主任老师，不过没有编制。
开学第一天，这名年轻的教师慌张地走错了教室。直至下午5点他才出现在正确的班级里。班里的学生悉数坐下，一共32人，11人是电子专业的，21人是计算机专业的，31名男生，1名女生。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中考成绩都没达到普高分数线。
因为分数，因为户口，这些学生被划分进不同的教育体系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普职招生比在5.8∶4.2-5.9∶4.1之间，这意味着，中考过后约有一半的学生会进入职业高中。分数让职高带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普高和职高并不是分类，而是分层。进入一所职高，就像河流交汇在低处。
来自家长们的偏见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一份中国青年报针对1353名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显示，有13.3%的受访家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高中，20.0%的受访家长表示不好说。在对职校的偏见中，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校风不好，影响孩子”“说出去没面子”，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教学质量不高，学不到东西”“担心毕业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陈一鸣中考那年，也收到过一所职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父母例举出上述理由的种种，坚决反对，让他复读，考一所普高。
有时，刻板印象也发自学校内部。林芸考研失败后，进入了一所民办职高当英语老师，她一人要教8个班，每个月要上28节课。上课前，老教师们讲起学生的叛逆，并给了她教师生涯的第一条建议——保护好自己。
少数人真正在学校看到职校学生的真实样貌。根据教育部、智研咨询整理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则为84.95万人，占全国专任教师总人数的4.74%。
在不到5%的老师中，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他们中，有人只是为了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张璇本来是一所公立初中的语文老师，因为疲于每天7点到校，2021年她转到了台州的一所职高，过上了8点15分打卡的生活。有人是为了延续一些梦想。季思思曾是一个是职校生考上本的“成功典范”，毕业后她回到家乡的一所职高成为舞蹈老师，期待培育出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学生。
年轻人选择成为职校老师的理由各不相同。职校的实际状况，在他们进入那扇校门后，一点点展露，推着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职校培养着怎样的学生，自己又将成为怎样的老师。
站在学生那一头
大多年轻老师们最开始都曾试着站在学生那一头，试着靠近、观察、理解，然后搭建起一段“亦师亦友”的关系。
吴舒妤在自我介绍上花了足足十分钟。她把自己的姓氏写上了黑板，并指着它，一字一顿地强调：“记清楚，长头发，圆脸，我姓吴。”可之后，有学生去办公室找她，依然说：“我找语文老师，姓吴，男的。”
大概一个月之后，学生们记住了吴舒妤，并开始给她起外号。那天，她还没进教室，就听见同学们喊“老吴来了”。“一瞬间，还以为喊的是我爸呢！”吴舒妤并不介意，反倒觉得学生很可爱。称呼上的亲昵变化对她来说，意味着师生关系的递进。
林芸在一所护理职校当英语老师，学生大多数都是女生，亲近感从第一天上课就自然形成。学生们冲她提问，“老师你几岁了？”“老师你刚毕业吗？”“老师你有男朋友了吗？”……还有人把她层层围住，叽叽喳喳地问她美甲哪里做的、刘海怎么卷的。林芸毫不保留地分享，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好感。
老师们回忆起这些片段，总是笑声连连。吴舒妤觉得学生们身上仍有一股单纯气质。她在办公室训斥课代表的事儿偶然间被一个男生得知，那个男生拍着胸脯告诉她：“我不会说的，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张璇觉得他们已体现出一种成人间的体贴。上学期开学前，她曾拜托一个学生帮忙整理表格。新学期即将开学时，那位学生主动发来信息，说自己这几天特意调开了兼职的排班，可以继续帮忙整理表格。
“他们可能只是学习不好。”一谈到学业，难免有些挫败。林芸说，她教的班里有学生连26个字母都写不全，有同学听写时抄了书，一个词组里的两个单词被抄写成了一串，组成一个奇怪的长词，“连最基本的拼写规则都不懂”。
吴舒妤也体会这种无力。她第一次收语文作业，32人的班级只交了18份，抱着作业的课代表用理直气壮的语气告诉她：“我们班就这样的，老师你不知道吗？”
不过，在专业课上，舞蹈老师季思思描述了另一副模样。入学时，职校生们的舞蹈基础很差，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此前学过跳舞，对基本功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缺乏自信，跳舞时身体局促，甚至害羞得无法直视镜子中的自己。
季思思不得不从绷脚、压腿、下腰这些基本动作开始教，她还讲起自己的故事。她和自己的双胞胎妹妹是当时整个重点初中唯二选择上职高的人。她们对学习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练舞。家长索性让她们上职校。后来，她们都通过艺考，考上了本科，又都通过考编，回到职高，成为舞蹈专业课老师。她反复告诉学生们：“我也曾像你们一样。”
故事起到了鼓舞作用。每节课前，她都要求课代表领着同学们先在舞蹈室练习，所有学生都照做了，“一整个学期，从来没有人迟到，也没有人旷课。”期末的时候，她还收到了学生们自己排舞的视频。“要知道大学的时候，都是老师强迫着我们去排练、去拍视频的，这群学生却是主动去做的。”
这只是一部分学生可能显现出来的自知自觉。另外的老师们都谈到，有的学生身上的确长出了许多“倒刺”。
吴舒妤第一次布置假期作业，让学生们把30个生字每个抄一遍，在她眼中，作为高中生作业，这算不上多。但要求刚说出口，就得到了一阵强烈的反对，反对声中一名女生甚至骂了句脏话。那是一个大眼睛、扎马尾，白白净净的女生，脏话出口时，把吴舒妤吓了一跳，气得她都没吃下午饭，“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词骂过”。
入校大概四五周后，吴舒妤就放弃和学生们做朋友了。“一旦成为朋友，他们就不写作业了，就故意跟你抬杠了，然后他会领着所有的同学也不学习，违反校纪校规，故意给你搞事情。”
“对峙”可能才是一种常态。有新的英语老师刚进入课堂，学生们不着调地“警告”：“老师你跟我们在一块，会被我们带坏的！”
越往后，老师们越能领悟到，许多“刺”都源自土壤，在他们生长环境里或许能找到注脚。
班级内部里能找到一些答案。吴舒妤教的一个班里，有男生偷偷划走了父母卡里几万块钱。拿到钱后，他在班里提出，只要有人喊他一声爸爸，就能得到几百块钱的红包。事发后，男生说，自己时常被同学们辱骂、戏弄，这么做就是为了换得一些正视和关注。
在职校，“请家长”会比在普高难得多。吴舒妤听到大多数的家长回复版本都是，“老师，我管不了他了，你替我管吧，怎么样都可以，打他骂他都可以”。还有愤怒一些的，“老师我把小孩送到学校，就是为了让你们管的啊！”甚至有一次，有学生谈恋爱，需要请家长，对方在听筒那边用不耐烦的语气说：“我自己都要谈朋友，哪管得上小孩谈朋友！”
陈一鸣在一些家庭身上，找到了学生“放逐自我”的理由。一个周日，班里有个男生没来上晚自习。他打电话给男生的爸爸，连着打了7个，没有人接。2个小时后，对方回来电话说，自己很早就离异，孩子一直放同学家托管。“我这周末也没见着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推脱之后，对方匆匆挂了电话。电话又打给男生妈妈。伴着工厂的背景音，男生妈妈在电话那头说，“小孩没去学校就没去学校，老师你帮忙请个假吧！”，也匆匆挂了电话。
接受了自己的“设定”
“你没有办法摆正所有人的人生。”吴舒妤总结道。
她曾试图把学生指引到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方向”上去。她带过一个文化课功底不错的学生，字写得很漂亮，语数英成绩也都不算差。她想让他去报考技能大赛，这是一条职校生能保送大专院校的路径。大赛除了一门专业的技能，还同时要考语数英三门课，其中语文要求考书法。吴舒妤觉得这场比赛简直是为这位男生量身打造，她兴冲冲地跑去告诉男生，让他报名参赛。
起初，男生没有流露太高的热情，但还是点着头答应了。再往后，他就开始装作没听见。大赛报名的时间快截止了。一天，吴舒妤把他单独喊到一间小会议室里，把准备好的复习资料给他，还嘱咐他：“这几项你都不用复习，只要再学一下这一项就行。”
话还说完，复习资料被狠狠地甩在桌上。“你能不能别管我？”男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我这又不是在害你！”
“你不是在害我，但你在烦我！”男生扔下这句话便离开。
惊诧、错愕，还有委屈，吴舒妤想不明白，去找了自己的“师傅”，她的带教老师谈心。经验丰富的教师告诉她：“只渡有缘人，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摆正。”
吴舒妤接受了，“我现在已经不想着什么要教好所有人，一个班能教出一两个语文不错的人就行了”。
过往的精英教育总是告诉这群年轻的老师，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拿到更高的学位，去过更好的生活。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套逻辑灌输给职校里的学生。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接受了自己的“设定”。比如那个把资料甩在桌上的男生，吴舒妤后来猜想，那天他的那股怒火可能是因为自己打扰到他玩游戏排位赛了。这个男生也极有可能不会念大专，“他应该只想着继承爸爸的那家麻辣烫店”。
林芸时常会忍不住问自己的学生：“你们想过以后干什么吗？”没有学生能回答上她的问题。
他们总是流露出相似的神情，或是一脸的毫不在意，或是一茫然。林芸担心他们对未来没有思考， “那个时候，你好像就能看到他们人生的结果了。”
前程
从职高离开后，学生们会有怎样的前程？
有一部分人能交出不错的答卷。陈一鸣带的第一个班，32个学生后来有6个在高三时转去了其他班级，26个毕业生里13个考上了大专，剩下的13个进入了社会。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职校生们不会从事软件算法这类需要更多知识含量的工作，更多的是做着线路铺陈以及到工厂进行电子实操等工作。“虽然看着基础，但大家的月薪能达到七八千，在当地是个相当不错的收入。”陈一鸣说。
吴舒妤带的烹饪班的学生不愁找不到工作，在校时能够参加比赛拥有作品的话，毕业后月入上万不成问题。先前学校里还有位优秀毕业生，在世界级的技能大赛里获奖，享受了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并成功落户，让研究生毕业的吴舒妤羡慕不已。
张璇去年参加了学校的招生活动。一大早，来报名学校的家长已经排了一路，警察都出动了。不出20分钟，学校的入学名额就报满了。
“你想想一个区，会有一半的人上不了普高，剩下一半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甚至上不了职高。你一犹豫就没有名额了。”张璇说到。她所在的学校设置了多种班级，3+4二本直升班、 3+2升专科班，以及高考班等，也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升学出路。
似乎只是被提前做了规划，但职校生的未来依然有各种可能。这只是故事光明的一面。模具、烹饪、舞蹈这些重技能的专业之外，张璇也说不上那些从职校会计、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们要如何在社会上和一群本科生、研究生竞争，“可能就去干别的了吧，服务员、收营员之类的吧”。
一些数据可以证实张璇的担忧。在崇尚高学历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竞争力，通常会以文凭来衡量和区隔。以广东省为例，2020年广东中职学校就业率96.33%，平均月薪为2182元。同一年，广东省毕业生首份工作平均起薪为5290元/月, 其中,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4562元，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5102元, 硕士及以上毕业生平均起薪7337元，其间差距显而易见。
当张璇走在台州的街道上，经常不经意地遇到几个自己的学生，他们在麻辣烫店、在奶茶店做着兼职，穿着成年人的服装，用成年人的语气说话。虽然此刻他们做的是兼职，但等他们毕业，可能会再回到这个地方。
吴舒妤给出了一个毕业生去路的估算，大概一半的学生从事了所学的行业，养活了自己。另外一半中有一小部分继续升学，剩下的一部分，她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毕业那天就把我拉黑了，再也打听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这些年轻的职校老师也有了各自的去途。林芸在职校待了3个月就离开了，她进入了一家游戏公司任职。她是那一届学生的第4位英语老师，9月开学，她的学生们将迎来第5位。职校老师的生涯对她来说只是过渡期。
这是陈一鸣成为职校老师的第3年。他带过两届学生，已经是能收到毕业生们的微信问候、水果花篮的老师了。他因为这份职业变得开朗起来，家人里惊叹他“越来越会为人处事了”。更大的收获是，面试中的表达困境也被克服，他一年前考取了一所职校的编制，得偿所愿成为庞大考编队伍里成功“上岸”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