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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第一学历”，这个说法其实在官方文件中从未存在过。
教育部日前在回答网友相关问题时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不过，现实社会告诫人们第一学历有多重要。有论文显示，同是硕士学历毕业生，本科为非211院校的与本科为211大学的相比，在初次就业中收到简历回复的概率要低四成多。
甚至于，最近一位考研学子在选择导师时，发现北大数学学院某博导硕士毕业于地方院校，发帖称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师资。
“第一学历如同烙印印刻一生，无论之后再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有网友如此留言说。
缘起
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
教育部日前在回答网友上述问题时回复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而在2014年，教育部在回答类似问题时也提到：如果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
官方并无所谓“第一学历”概念，然而现实社会中第一学历早已“深入人心”。这是缘何而起？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实中的就业、社会歧视，是第一学历观念“深入人心”的最大原因。
尽管教育部不止一次强调“没有第一学历的概念”，但是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就业队伍，用人单位在招聘选人时开始设置各种门槛，优先考虑录用985、211大学、“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
普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如“非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的歧视。对于专升本的毕业生而言，就业歧视更为严重。
在诸多媒体中，也会时不时使用一些话语，比如“3个985求职不受苦，3个211应聘都有招”。“3”是指本硕博3个学历，提示着大家第一学历很重要，最好是985要么也得是211的学历，才会是够硬的学历，才会更好地就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目前职场上流行的“第一学历”概念，主要指的是高等教育阶段的“起点学历”，即在完成高中学业后，读的是专科还是本科；本科教育具体是什么学校，是“双一流”还是985、211、一本、二本。
2020年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学历的信号机制：来自简历投递实验的证据》，显示硕士学历毕业生中，“第一学历”为非211院校本科的，比“第一学历”为211本科的，在初次就业中会收到更低的简历回复（低41%）。
曾经，一档电视求职类节目记录下北大硕士当场被拒的场景，由于选手的“第一学历”是个二本院校，即使是北大硕士，用人单位也只能说句“抱歉，我们只看第一学历”。
梁挺福指出，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整个的社会大环境，都存在这样一种认识：第一学历可以更好地反映大学生的实力和能力。在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下，自然会衍生出学历歧视。
从更深入的角度看，“第一学历”歧视也反映出社会对专科教育的不乐观、对普通本科教育的不自信，这是要促使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所在。
干扰
就业、升迁、甚至相亲，且不提“第一学历”在社会中的现实功用，考研白搭、高分复读、专科恐慌，教育系统的反应却很剧烈直接。
由于深知本科“第一学历”的分量，纵使考研人数年年看涨，“本科学校不好，考研也白搭”的压抑情绪，也在大学生群体中蔓延滋生。
更何况，随着名校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推免比例，保研越发成为名校读研的主流途径。同时，越来越多名校扩大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于是乎，本科没考上名校，硕士难上。本硕是普通高校，博士申请名校也难了。
本科“第一学历”，背后是高考的选拔机制。多年以前，人言高考改变命运。如今，这话的语境变了，老师和家长依然没有骗你。
熊丙奇指出，“第一学历”评价会让学生的“名校情结”更严重，成才选择更单一，加剧教育的内卷化。这也是近年来出现专科恐慌、高分复读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专科生有“专升本”这一深造途径，然而“第一学历”歧视，令不少家长和学生认为专科的求学经历是“学历污点”。
与此同时，随着高招录取逐渐实现不分批次，一二本合并已是大势所趋，还存在三本招生的省市也所剩无几。大学之间的差别，将不再有一二三本之分，专科和本科的差别，也就更加凸显。
就算高考成绩能进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近年来也有不少学生宁愿选择复读，冲刺211、985高校，以获得更好看的第一学历。
有学者提醒，高分复读现象从数据来看，复读的学生当中只有30%的人，能够保证第二年考的分数比第一年高。此外还要算上复读多花一年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一来复读真正能够划得来的学生，最多也就只有20%左右。
梁挺福认为，“第一学历”的现实功用，带来一系列诸如升学焦虑、就业焦虑、职场焦虑等不良影响，变相认可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
在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的裹挟下，考研大军队伍庞大、高考高分复读现象屡见不鲜、专科歧视更是无处不在，不仅扰乱教育秩序，更是极大地造成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于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教育导向都会带来严重的误导。
破执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实社会“捏造”的第一学历问题，还得从就业市场一侧率先转变观念。
早在2011年《中国青年报》就进行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57.5%的被调查者，感觉到招聘中存在学历“查三代”现象，而且认为这种现象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最为严重。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梁挺福认为，打破“第一学历”执念，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入手会带来极其重要的、积极的正面影响，起到风向标作用。高学历不代表高能力。人才不能单单依靠名校、学历来判断，只有全面考核选拔才是正确的导向。
同时，要打破固定思维和社会偏见，仍需要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梁挺福认为，打破高校间“三六九等阶层壁垒”，改变一考定终身现状，让人才平等竞争，人尽其才合理利用。对高校而言，更是任务艰巨。
高校可做的甚多，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实现精准就业，对消除“唯学历”歧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很多人专升本，再读研读博，反而证明是个能吃苦、愿意学的人，能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不能随便否认别人高考前的实力，当然也不能随便否认别人高考后的努力。
2019年华为“天才少年”中，获得最高201万年薪的张霁，如果用人单位在“第一学历”上设下门槛，一位“天才少年”可能就石沉大海。与另外几名本科毕业于985的“天才少年”相比，张霁本科毕业于武昌理工学院，而且还是一名复读生。
打破“第一学历”执念，需要改革者推进教育公平、劳动单位修正用人视角、社会人员支持共识搭建，更需要每一位学子自身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