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学校的管理者大多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并传播旧的信仰。除此之外，很多神职人员由教皇任命，听命于教皇，这对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十分不利。同时，中世纪的学校又分为好多种类：修道院学校、赈济学校、唱歌学校、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管理层都是修士，但并不是所有的教职工都是修士，一些领俸俗人教师也授课。学生一般也就近选择学校就读，当然，高等学历就要去较远的地方接受教育了。唱歌学校主要的人物是教孩子唱赞美诗和阅读《圣经》。
一些贵族和绅士则聘请家教，甚至有陪读来教育陪伴自己的子女。当然，也有些贵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修道院中让修道院院长教育，并给予修道院大笔的金钱以供吃穿、聘任专职教师、添置书籍、装修房间等等。
一、中世纪晚期的教育观
其实在中世纪早期，一些宗教人士就主张教育就是坚持基督的信仰，而且应该从很小的孩子抓起。但这种教育方法需要大量的投资，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想让孩子接受教育。尽管如此，中世纪的教育家们也多次提到并且相信这一点：父母教育子女的好坏将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盖勒·冯·凯泽斯贝格、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和托马斯·穆尔讷都曾提到过这个观点，并用实例给予证实。
除此之外，中世纪的教育家们主张母亲是孩子的榜样，尤其是女儿的榜样。而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让女孩以后能够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宗教改革之前，孩童接受何种程度的教育取决于他们的性别和社会阶层。在贵族中，母亲除了生养孩子之外，给予孩子们良好的教育、提供良好的婚姻环境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
家人经常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修道院进行教育，甚至给孩子们配备家庭教师。在贵族的教育中，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例如在吃东西的时候学习、在玩耍的时候学习，甚至用手语学习。一些教士在教孩子们写作时通过字母树以帮助他们记忆。以前的观点认为中世纪的妇女是文盲，但近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些贵族家的妇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中世纪，诗人和他们所写的诗歌并不罕见。孩子们在修道院学习唱歌、跳舞、阅读和绘画等知识，有的甚至学习拉丁语。但从14世纪开始，修道院的数量开始减少。修会之间不仅有竞争，也相互帮助，比如借书。联合培养学生或者交换生。
就学习内容而言，中世纪晚期的教育内容与之前的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础的教育仍然是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之后才是哲学，最高深的学问则是神学。但在此基础上，中世纪晚期教育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法学教育研究的兴起、辩证法的传授与应用、对古典作品的重视、开始重视教学理论的研究。在法学史的学者看来，这种变化来源于11-12世纪的政教之争，而在经济史学者眼中，这来源于经济发展、城市复兴和市民崛起。
不管源于何种情形，中世纪晚期教育的内容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也开拓了，教育更加贴近于现实的需求。但同时经院哲学和辩证法依然占据主要地位。随着十字军东侵，一些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流入西欧。人们也开始了翻译原文的历程。无论如何，中世纪的普通人很难获得学习的机会，即使获得教育机会，也很难更上一层楼；同时因为图书馆不对外开放，拉丁语又很难学，所以总体来说识字率仍然很低。当时的人们经常通过默写来学习拉丁语，但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他们真的明白其中的意思，而且通过率也很低。
中世纪晚期一些教育家的思想也为后来的改革造就了声势。例如西班牙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久安·维夫斯跟布塞和路德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就十分强调上帝的作用，认为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彰显上帝的爱，并通过这种爱来使我们爱上帝和爱自己。
总之，“上帝是我们最高的善”。在维夫斯看来，生活之中处处都有东西值得学习，并且强调练习的作用。在他眼中，修辞学和法律是十分重要的，并主张上帝造出来的人是聪明的，我们不能辜负上帝的期望。此外，他还论及了哲学、神学、历史学、营养学、医学、伦理学、经济学文法、修辞学、几何算数学、音乐诗歌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他作为中世纪晚期典型的教育家已经十分重视全方面的学习，但也一直坚持学习是为神而服务的观点。维夫斯进而指出，作为学者不能骄傲自满，也不能追名逐利。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人的“天赋能力、判断、记忆和应用”。
除此之外，他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称赞和谴责王子，揭露好学者的虚荣，力促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公共事业。维夫斯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重。他认为教师是对耶稣教导世人的模仿，所以学者应该做一个有志向有信仰的教师。维夫斯注重对书籍的使用和搜集，但认为这份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做，而且他坚持大量的书会吓住想学习的人。所以他坚持学有用的科学。维夫斯认为所有的书籍应该指向神，是神写就了一切，并且教导我们，教师只是上帝的工具。
对于异教文学，则要分类对待，有用地看，其他的应该被焚毁。他重视道德，也反对闭门造车。对学生，他要求要有上进心，但不能以获胜为目的。维夫斯也关心学生的家庭对教育的影响。他还注重学校选址和教学工作，认为每个市镇尽量要有一所学校。而对什么年龄段入学，则要根据求学者的家庭情况进行变更。他还注意到了学生心理的变化，并分析了原因和对策。他建议在学习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多学知识又不能贪多，学生应该注重积累，及时改正错误；另外，饮食和休息也是必不可少的。老师也要时常鼓励学生。
就大学而言，中世纪晚期的大学居无定所，而且学生也不稳定。后来大学有了固定的地点，但教士的任命需要经过学生的选择。如果学生们要求学习某一门课程，那么他们才会集体聘请这一门学科的学者来授课。当然，这也仅限于部分学校。多数学校还是老师自己上课，学生选择性旁听。
即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他们与教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世纪晚期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更多地担任学监，表现为：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士的世俗化、更加重视德育、导师制度的引进加强了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和监督、政府任命教士的数量增加、学院制的出现。同时，城市争夺学校的管理权更多是为了自身的权力，对学校的经营和招生教育情况并不关注。因此，学校的组织也是一团糟，没有章法。
此外，教育的动机不纯，课程以及内容和教师经常变化也影响了学生的质量。这也是因为学校是生存与教会和城市的夹缝之中，后来私人教师也加入到竞争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倾向使得神学家们为教会“放弃”对教育的控制而痛心，进而力求改革，重拾丢失的教育权。马丁·布塞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马丁·布塞的教育观
首先，布塞跟同时期的许多改革家一样在教育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在他到达斯特拉斯堡之后不久，他就开始传播《约翰福音》。后来他还被选为牧师在公众场合进行布道。在他身边，一直有卡皮托等人的帮助。
对布塞而言，上帝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就是为了服务人类。基督徒不仅要知道，而且要受教育并保持这种新的生活状态。当然圣灵会在其中扮演决定性的作用。但世俗政府和教会代表也要尽全力倡导做好事，同时阻止魔鬼的渗透。因此布塞要求斯特拉斯堡市政当局同意免费传播上帝的道，远离错误的布道。同路德注重儿童教育一样，布塞十分重视对青年更是如此。因此他坚持进行每天一小时的布道。
从1526年夏天开始，每周日下午对孩童讲解教理问答课程。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市议会建立德语和拉丁语学校，以使年轻人受到良好的指导和训练，因为未来的希望完全掌握在年轻人手中。这些学校也希望建立在原先的修会和教区教堂之上。布塞主要考虑的是在斯特拉斯堡保持一个严格的道德规范。他希望教会和市议会紧密合作。
在布塞看来，父母或监护人，主任和老师在法律上有义务教授孩子学业。而且他主张给优秀的孩子奖学金，以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同时也给其他孩子树立榜样。同时，对一些家境贫困但有潜力的孩子，布塞也主张发放一些救济金以让他们完成学业。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研究《圣经》的权利。尽管当时他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但他却坚定不移地认为，穷人和富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除了建设性作用，他也认为教育可以驱逐懒惰的恶习。他也相信通过严格的教育，必定会使一些人成才。
在重视灵性教育的同时，布塞对世俗教育也没有放弃。布塞认为两者应该并重。因为后者不仅能提供世俗官员的候选人，对其他平信徒也十分有利。世俗教育不仅应该偏重于将学子培养成法学家、哲学家、官员，而且还要因材施教。他最大限度得阐释了教会教育的重要作用。
但是有关伐木、农业、纺织、采矿、金属加工和制纸等技术类的教育不再布塞考虑范围之内。而对于抽象的知识，布塞欣然接受，并鼓励学生学习。由此可见，他还是具有深刻的阶级属性和对农业手工业的歧视。他也把虔诚和公众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应该受到教育，哪怕是自己所反对的那种技工知识的教育。
总结
布塞指出，有逻辑的语法能助人表达思想，辩论有助于一个人更好地了解其他技能，还有助于我们看到、教导和捍卫真理，修辞也能帮助人进行劝谏，道德哲学有助于了解并控制自己的事务，自然哲学通过阐释自然的奇妙之处来见证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还指出，学校应该由虔诚的君主来组织筹办，并宣称现在的教育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强烈要求要回归初心。他十分憎恨懒惰，认为这种人不应该出席教会的圣礼，有损于国家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