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解释学的角度将科学哲学定义为一门以哲学方式解释科学的学科，以此类推的演绎性遵循科学哲学应用论的等效原理，可以因此将艺术哲学定义为一门以哲学方式解释艺术的学科，可以将宗教哲学定义为一门以哲学方式解释宗教的学科，将经济哲学和法哲学定义为一门以哲学方式解释经济学和法学的学科等。反之，在以科学方式解释哲学时产生了哲学科学，以艺术和宗教方式解释哲学时产生了哲学艺术和哲学宗教，以经济学和法学方式解释哲学时产生了哲学经济学和哲学法律学。根据科学哲学的对应性破缺原理，主流的学科表现为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等，它们以哲学方式解释了科学、艺术和宗教、经济和法律的现象和本质。
英囯学者李约瑟编著了15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设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765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英国的工业革命，1840年，英国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基本上取代了手工业作坊，欧美各国先后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失去了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科举教育转向开放教育、从农业社会的经验模式转向工业社会数理模式的机会。“李约瑟之问”也被学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促成了近代科学和工业文明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广泛吸收和消化了古希腊和罗马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典籍、阿拉伯帝国的科技和手工业成果、中国古代和封建社会积累的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果实。
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农耕经济时期的科技水平大幅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但近代科技却不是在中国产生，而是产生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十七世纪的欧洲，中国科技对世界的贡献率在十九世纪降低到0.4%的历史最低值。科学史家把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首先产生的历史现象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哲学史家可以把近代哲学没有在中国首先产生的文化现象称之为“如山难题”或“如山之谜”，这是以本作者名字命名的哲学史意义的文化现象，还没有在“中国哲学文化史”的相关文献中出现。李约瑟难题和如山难题或李约瑟之谜和如山之谜符合历史哲学等效论的对应性原理或对应论的等效性原理。中国农耕经济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同时期的欧洲更加灿烂辉煌，但近代哲学却不是在中国产生，而是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特别是十七世纪的欧洲。
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缺少“哲学范式”的文化基因，没有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构建概念化、抽象化的理论体系，内在的儒教和外来的佛教以圣人和神人为宣扬的文化核心，抑制了道家自然哲学的创新发展。儒家的文化传统倡导“学而优则仕”，妨碍了人们研讨自然规律和工程技术的兴趣和志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的事实和经验充分说明，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问题”和近代哲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如山问题”有相互影响的对应性关系。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人文和哲学的范式促进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兴起和繁荣，科学和哲学、技术和文化的“双轮驱动”形成了叠加效应。李约瑟问题有哲学文化的原因，如山问题有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原因。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长达40年漫长的革命事业和学术生涯的合作中始终表现得十分谦虚，他曾说过，“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的第一小提琴手。”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对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依然能弹奏第一小提琴”，德囯的“第一小提琴手注定拿得起第一小提琴”。科技与哲学、经济与文化既可能符合科学哲学的对应性原理，也可能符合科学哲学的对应性破缺原理。
在18、19世纪，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德国在哲学和文化领域拉起了世界上的“第一把小提琴”，而在同一历史时期经济和科技相对先进的英国和法国在哲学和文化领域拉起了“第二把小提琴”，恩格斯以生动鲜活的历史事实说明，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存在对应性破缺的文化现象。人生、社会与文化的对应性破缺原理为发挥人与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哲学依据，恩格斯没有受过马克思受到的博士教育，他以后续的自学方式成为了一位博学多才的革命家和学者。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生产力发达的英法德等国家实现，二十世纪上半期，俄国和中国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先后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