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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 建议增强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政策实施力度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记者 王红茹) 作为来自财政系统的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今年提交了多份建议,其中《关于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要“随人走”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建议》,分别聚焦在义务教育和数字经济领域。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民生以及数字经济的新思考。

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改革速度跟不上城镇化步伐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每个家庭的愿景,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共同富裕的基础。

“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均衡的基本内涵应从地理上的均衡,转向群体之间的均衡,使教育资源与人口流动、学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动态匹配。”刘尚希表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2021年城镇化率超过64%,教育适龄人口随之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在校学生的城乡分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刘尚希调研发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改革的速度跟不上城镇化的步伐,与教育相关的资源没能随着人的流动而进行动态配置。

一方面,“城镇大而挤,农村小而空”问题突出,城市大班额、大校额、城区学位不足,而部分农村教育资源则因人少而闲置。

另一方面,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没能充分考虑常住人口分布和流动人口因素,部分地方政府承担了过重的流入人口义务教育支出责任,教育资源与常住学龄人口不匹配。

“这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成效大打折扣。新时代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育资源的规划布局应该改变静态地理思维,注重与人口流动的匹配性,动态社会的资源配置要‘随着人走’。”刘尚希说。

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统筹做好义务教育资源规划布局。根据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预测学龄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提前研判学位供需变化,分析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合理编制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统筹配置和跨区域动态调整机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建立新型的教师补充机制,着力解决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不足问题。完善农村校舍处置的法律依据,盘活农村闲置校舍等存量教育资源。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在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手段着力提升办学能力,提高办学质量。

二是改革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合理确定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保障标准与统筹保障层级。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制度,根据学生数、教育成本和地方政府财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转移支付标准,增强补助资金与学生规模、城乡教师结构和地方财政教育发展保障能力的匹配性,改革基于户籍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经费的义务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支持义务教育发展。办好义务教育也要走群众路线,不要遏制人民群众参与办学的积极性。

三是逐步增强“钱随人走”政策力度。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的资金包括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两免一补”资金。目前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小学650元/年•人、初中850元/年•人,“可携带”的教育经费对流入地教育经费支出是杯水车薪。以外来人口较多的广东省为例,2020年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分别为3047.22元和4282.69元,较大的经费支出压力使地方政府在解决人口流入地义务教育问题方面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改革完善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机制,适当上移跨域流动引发的义务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扩大经费可携带范围,增强“钱随人走”政策实施力度。

我国数字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刘尚希通过调研发现,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此前发展所积累的先发优势正在受到挑战。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速已从2018年的21%下降至2020年的9.6%,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从龙头企业来看,相比于美国五大数字科技龙头(脸书、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我国五大龙头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拼多多)的市值不到他们的13%,净利润规模只有他们的10.6%。国际竞争能力和影响力有待加强。目前腾讯、阿里巴巴的国际化收入占比尚不足10%,而美国数字科技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平均过半。

从中小创新企业来看,我国每年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2018年之后陷入停滞甚至有所下降,而美国、欧洲、印度每年新增的独角兽公司数量持续增加,美国的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全球份额从2018年的39%上升到2021年的近60%,而我国的份额从37%下降到8%。

“资本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投资退出渠道不够通畅,影响了对全球风投资本的吸引力。我国占全球风投规模的比例从2015年的25.5%下降至2021年的15.4%,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从2015年的约1/2下降至2021年的不到1/3。”刘尚希说。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必须大力增强我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能。”刘尚希表示。

为此,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鼓励头部数字科技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头雁效应。不断完善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方式,鼓励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鼓励头部企业持续强化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助力构建我国自主可控产业生态。鼓励头部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开放的科技创新和应用生态,一方面形成创新合力,同时减少行业“重复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发挥数字化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鼓励我国数字科技企业走出去,增强全球竞争话语权。

二是进一步优化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本市场投融资环境,激发市场创新热情和能力。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尽快出台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的清晰定义、办法和细则,帮助全球资金更好地投资我国企业并实现良性退出。

三是进一步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政策的可预期性,优化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厘清监管分工,明确监管标准,在政策出台前加强统筹协调。建议明确“负面清单”,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引导作用。建立积极开放且面向未来的政策框架与行业规范,保持政策相对稳定和可预期性,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在战略上,只有不断创新发展,才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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