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ducationFrontier
作者｜Yibing
看似可靠的择优录取运行了几十年后，逐渐走进了两个困境：1. 素质教育搞得早的国家，缺少真正有效的评估工具，很难或者根本挑不出学生。2. 社会分裂程度高的国家，择优录取巩固了精英阶层的地位，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摇号录取正是在此背景下登场的。
3月19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一条通知《关于做好2022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在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部分普通高中开展登记入学试点。” 此条消息一出，便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学生习惯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但这几年，多地基础教育新政都开始淡化分数的选拔作用，不管是前几年的摇号录取还是最新的登记入学，都是此导向下的具体实施方案。 往前十几年，摇号录取就已经常见诸于欧美主流报纸的评论版，作为反对择优录取的替代方案。而最近几年，竞争激烈的顶尖高中和大学将其付诸实践，纷纷实施起摇号入学。
亨利四世高中
路易大帝高中 今年一月，法国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两所顶尖高中——亨利四世高中和路易大帝高中，将不再具有自主招生的权力，新生将根据全国性高中入学网站算法评分分配录取。这两所学校在2020年法国《费加罗报》选出的100所法国最佳高中分别排第四和第十八。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就是亨利四世中学毕业的。 美国的例子早一点，热度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去年九月开学，美国纽约市民惊觉，他们最好的八所公立高中，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录取率低得不可接受。这两个族裔在纽约公立学校学生总数中占63%，但在八所之中，只有5-9%。这一来，各方压力都要求这八所学校取消他们的专属高中入学考试（SHSAT，Specialized High Schools Admissions Test），转为按种族人口比例摇号录取。 托马斯杰斐逊高中 纽约教育局可不敢乱决定。早年，号称美国理工科最强的公立高中，托马斯·杰斐逊高中已经取消了入学考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考虑了学生成绩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混合算法。第二年就被亚裔家长起诉，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亚裔学生的录取率马上大幅下降了。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 大学也不太平。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医学院全国顶尖、世界一流。每年，有五千多人申请他们的医学博士项目，而录取率只有4.1%。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入围面试的400余位同学被学校通知，面试取消，100个名额按随机原则，摇号录取。一时间，几百条评论在Facebook和Reddit 上出现，学校被愤怒的舆论淹没。
《文心雕龙》讲，务先大体，鉴必穷源。要理解我们当下的问题，还得借助历史坐标。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教育系统起源于欧美。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还不是超级大国。当时的哈佛还是一所“世袭贵族子弟的学校”，就如蔡元培之前的老北大，虽然入学也有考试，但这种考试只是走个形式，不及格也可以。
哈佛大学 不过，哈佛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北美殖民地上的第一所大学，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还要悠久。哈佛校长们都以国家大事为学校事。四十年代的时任校长柯南特就一直思考怎样能让国家的竞争力更强。 他找到的答案是：哈佛应该录取最聪明的学生，而不是贵族子弟。怎么知道谁聪明呢？当时的美国海军有一套考试，他们根据这个来帮助决定新兵的具体岗位。柯南特找到了这套测试，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SAT。 自此，择优录取的时代来临了，并迅速传导至基础教育阶段。顶尖大学之后，顶尖高中、顶尖初中、顶尖小学，也随之出现了。 对国家，学校成为了为国选材的主要通道；对个人，读好书变成了阶层跃升的主要通道。
然而，择优录取运行了几十年后，逐渐走进了两个困境： 第一，素质教育搞得早的国家，学校已经达成综合评价共识的共识，然而缺少真正有效的评估工具。 2021年，哈佛收到本科申请五万七千份，公立名校弗吉尼亚大学则为四万八千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高达十一万份。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同年，上海高考人数才7万。一个哈佛招生办公室，就差不多揽下了大半个上海的学生。 如果一个招生官看一份申请需要半小时，那么哈佛招生官在2021年申请中的总阅读时间就高达28500小时，一个人每年工作八小时，连续读10年才能读完。 如果说大量的申请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解决（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在申请旺季，美国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还会雇佣兼职招生官来读申请材料），那么更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给这些人排序，然后录取最前面的一部分。 排序的问题在中国不存在。因为中国高校的录取主要依据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一排就行了。不过此种情况下，也不免出现同分，才有了中国老师们代代流传的“一分几万人”的苦口婆心。 欧美大学多采用申请制度，除了标准化考试之外，学生的成绩单是高中学校提供的，手松手紧如打饭阿姨之手变化莫测。所以美国高中们都会拼了命地和大学搞好关系，建立信任。2020疫情期间，顶尖大学大部分的本土录取者都来自于老牌知名高中，就是因为大学无法判断其他高中成绩单的可信度。 另外，大学还想要看到学生的独特性，所以学生还要提交文书、作品集等材料。这也是争奇斗艳的重灾区。生活里，你可能看两个学生过着同样平平常常的人生，打开他们的文书，却各有各的挣扎和痛苦。 一些特殊的专业还会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比如，医学院除了要求申请者的成绩好之外，还考察这个学生的奉献精神和沟通能力，虽然也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考察奉献精神。 千人千面，怎么可能排序呢？1977年，参加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的教育学者Greely就直言，在这么多人当中，去寻找最合适的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那一年有3000多名申请者，但只有325个名额。Greely发现，找到最好和最差的学生很容易，而在辨别第250到325个人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了。 耶鲁就有招生官曾经坦言，每年只有7%的本科生会被录取，而事实上，只有1%的学生是无可争议的优秀，而申请者中75%的人其实都符合耶鲁的条件。 在评估方面，教育学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进步。两千年前，孔子弟子三千，他也只能挑出几个最好的学生：比如颜回、闵子骞等人，再骂骂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 这三千弟子，每个人都让孔子排个序，孔子肯定也做不到。
第二，社会分裂程度高的国家，择优录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它被寄托了实现结果平等的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在复制社会本身的不平等结构。学校成为了“公平”问题的战场。 欧美各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可以拆解成两个层面：一是反对阶层主义者（classist），追求阶层平等；二是反对种族主义者（racist），追求种族平等。 阶层平等我们都很熟悉。这几天的北京疫情逐渐了引发家长们对学校停课的担忧。我看到有个段子说，全北京的家长都希望海淀区不要停课。因为海淀妈妈素以鸡娃著称，自身辅导水平高，要是海淀一停课，妈妈们整日辅导孩子，那别的孩子就完全跟不上了。 除了知识水平之外，金钱也可以帮助孩子赢得这场竞争。有一份2017年未发表的分析指出，SAT的成绩和学生的家庭收入成正比：“如果你来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你得分超过1 400分（满分1 600分）的概率是20%；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那么你的这一机会是2%。”（转引用自《精英的傲慢》） 为何如此？SAT作为一门考试，也是可以补出高分的。一对一的SAT补课费用在在纽约曼哈顿等地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虽然价格高昂，但精英家庭趋之若鹜，SAT辅导也已经成为了价值数十亿的产业。 除了SAT之外，大学还设置了各种标准，给精英家庭的孩子开“侧门”。比如，医学院要求申请人飞到学校面试，交通费不菲，中下收入的家庭自然就放弃了。大学还喜欢录取运动员，除了足球和篮球之外，赛艇、高尔夫、马术、击剑、帆船、曲棍球，几乎都是专为富家子弟而设。 种族差异也可以通过考试复制。 开头我们说，去年纽约最好的八所公立高中开学新一届学生里，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少得可怜。我们比较熟悉的史岱文森也在其中，在749个新生中，只有8个非洲裔学生。另外一所史泰登岛科技高中2021年的281个新生中，只有一个非洲裔学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亚裔占了50%以上的席位，而在纽约市，亚裔只占总人口的18%。 矛头指向亚裔学生，但是亚裔也觉得委屈，因为亚裔的好成绩都是老老实实学出来的，虽然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但是很少受到优待。
2018年10月，SFFFA的支持者在开庭前打出反对哈佛种族歧视的标语 好奇心日报曾有报道：“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 SFFA）2014 年 11 月曾起诉哈佛大学，控告其“在招生中使用了不合法的种族平衡手段，偏向黑人及拉美裔美国人”。律师说，哈佛大学的申请者中，很多亚裔学生虽有顶尖学术及课外活动成绩，个人评分却较低。” 因此，择优录取，录到后来，其实没有实现给更多有天赋的孩子上升通道的目标，绕了一圈回来，还是成为了各类精英再生产的工具。
历史上，中国选状元也曾经摇号选过状元。
崇祯帝 文秉的《烈皇小识》曾记载：“时上留心策士，进呈三十六卷，并贮名金瓯中，以金箸夹之。凡三夹，皆得若宰，遂定为状元。” 这说的是刚即位的崇祯皇帝要在殿试三十六人中选出状元。他不大相信自己的辨别能力，于是抽签选出了刘若宰做状元。 崇祯的这个例子很有名，因为历史上的皇帝大多很自信，要承认自己没能力选个状元不大可能。 大学的自尊和魅力也建立在这变幻莫测的录取上。在计算我们熟悉的大学排行榜时，低录取率也会为大学的排名加分。顶尖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有足够多的学生申请。只要录取率低，学校的声望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不过还是有一些想得通的学校。荷兰很多医学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放弃了择优录取。这是因为，培养一个医生的时间很长，本硕博8年，加实习3年，一共11年，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将在近30岁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 11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也不过12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非我们假设一个人在这11年里永远不会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基本为0），或者假设好的医生就是天生的，否则，在一群18岁的申请人里精挑细选就是浪费时间。 这些医学院，包括前文提到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采用的方式就是“合格人员摇号”。我们之前说到，既然大多数人对大学来说都是合格的，那么设置一个最低门槛，保证大家能胜任，同时给最优秀的学生直接发放offer，确保他们能录取，在剩下的学生中摇号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学生不卷了。当你意识到，你只要越过那一条合格线就可以时，就有很多时间来发展其他方面的特长。第二，对学校来说，招生成本下降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高竞争下的赢家，每一个都变成了神。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是经过了艰苦努力，而不是靠运气被偶然选进名校的。这种理所当然会伤害没有赢得竞争的人，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随机性的加入，则避免了这一点。 不过，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大学内部的阻力就很强。录取难是大学吸引力的一部分，而随机录取就是对此的祛魅，随之而来的就是招生办公室的裁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就想进行对照实验，让部分录取由随机抽签决定，他们希望追踪这个数据，来看看是否他们的精挑细选真的有效。然而，这项实验还没开始，就在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强烈反对下夭折了。
反对声音最大的，还是赢家自己。以《公正》公开课闻名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最近写了一本《精英的傲慢》，他指出，这种反应正是择优录取的遗毒：从小到大经历了残酷竞争才来到顶尖学校的过程，会让胜利者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凭努力获得的，是靠自己争取的，而忽略了把努力转化为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 是不是不能改变？今年，我在自己的课上做了一些微小的尝试，和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读了这本《精英的傲慢》。最后一节课，我问大家读后感，有同学说，感觉改变很难，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至少她自己可以试着尊重所有学历背景的人。 更重要的，如果下一代人真的开始习惯于这种摇号，或许他们就不必温习《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那句名言：“每当你要批评别人，”他告诉我，“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