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的安利下吃了“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的瓜,面对少数官媒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决定还是要替同为普通家庭的学子们说两句话。
自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以来,“小镇做题家”就成为了“中国梦”的代表,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愿意好好学习知识,在“做题”中掌握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在竞争中出人头地。
而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缔造了最公平的筛选机制,从科举衍生出来的现代高考,更成为了一个公平的赛道,可以用分数的方式,量化学生单位时间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高考机制下,从TOP2到三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基本上跟他的第一学历成线性正比。市场可以根据这个分数,为生产力提供最匹配的劳动力,为生产资料提供最有效的分配方式。
就像我们玩三国志游戏,每个将领都被数值化后,作为老板可以合理的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以发挥最大的效力。
同样,企业主可以根据第一学历和高考分数来设计预期,制定入门工资与后续投入的资源,让企业与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双赢与正反馈。
但是,近年来这套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最优秀的那批人才都在集中奔赴体制内,扭曲了市场化的调节。
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在皓首穷经的准备公务员考试,让他们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个专注于背题库和大纲的机器。
而与此同时,人才市场的顶端断层,又使得企业无法获得优秀的管理和创新人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与组织扩张,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与岗位。
供求关系也随之出现了变化,从企业对人才的争夺,变成人才对编制的争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是这一波“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的根源。
说来,明星喜们欢考编也是不得已,这几年影视行业预期改变,明星频频暴雷。
制片人为了防止劣迹明星导致影片无法上映,广告商为了防止品牌被劣迹明星代言搞臭,这些掏钱的投资方,都倾向于使用体制内有编制的明星。
能力和演技变得不再重要,一次次血本无归的教训,让投资方深刻的领悟到了,经历过体制筛选的明星,才能给自己挣钱。
同样,近年来的考公热的背后,也是由于市场预期的频频改变,很多延续了多年的行业骤然消失。
对于应届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随着市场化竞争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完全冲淡了市场化带来的高收益,积极参与体制筛选,变成了经济学上最明智的选择。
双方都在拼命挤一个独木桥,哪怕各方做的都是最理智的决策,还是导致偶像与爱豆变成了零和博弈,也使得编制的竞争愈发的激烈。
激烈的编制竞争,又扭曲了高考这个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导致整个市场的资源错配和效率降低。
更为重要的是,高考制度是维系着社会流动性最坚定的基石,和执政最重要的根基,当公考挤占了高考的位置之后,社会流动性会被迅速焊死,“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类似的冲突只会层出不穷。
国家想要稳定,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回收编制带来的特权,将编制的收入市场化,让所有人都回归高考科举与就业的这个平台,打通社会的流动性与资本的市场化分配,让中国每个小镇做题家,都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他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