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提出“内卷化”的概念，意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中存在劳动力投入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具体意涵在于，单位农田在逐渐增加劳动力投入时，会因为人手富足进行精耕细作从而使得产量增加，但当劳动力投入超过一定数量之后，产量并不会再出现大幅度的增加，意味着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亟待释放。具有类似现象的是，普通县中（县城高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出现“努力”加量和天花板效应。
一、县中孩子的先天劣势
“先天劣势”主要是在将县中孩子与市中孩子所存续的社会基础进行比较中显现，而此种先天劣势也构成县中孩子的特殊性。社会基础中所包含的家庭、社会生活环境和义务教育学校大致可以涵盖孩子个体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全部路径和空间。相比于市中孩子所生活于优渥的家庭环境、现代化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优质的基础教育，通过长期的田野调研可以发现，县中的孩子呈现出一种“乡土性”。
其一，在普通县域中，多数家庭基于发展理性首先是被生存性需求所裹挟，在时间、精力上必然会缺位于家庭教育，且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俱弱的情况下难以施以精细化教养；
其二，县域和市域的经济发展阶段性不同和非均衡性促使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化，进而直接反映于社会生活环境的迥然各异。社会生活环境的教育属性是通过其所充斥的庞杂现代化信息来施展。一位县中老师讲道，有一年的高考题是“向外国友人介绍我们的共享经济”，“我们的孩子哪知道什么是共享经济，介绍的都是大熊猫、长城什么的，我们这儿都还没有共享单车，你说这怎么比？”
其三，普通县域的义务教育是散状分布于县城、乡镇和农村之中，且由于各异教育要素的供给性不足而呈现普惠福利性特征。然而，市域的义务教育系统具有区域集中性和普惠培优的特征，因此县中和市中孩子所享受的义务教育资源存在显著差距。
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比较，县中孩子存在行为习惯、眼界视野、知识积累等方面的先天劣势，一体两面，这也构成了县中孩子的特殊性。
二、县城中学的层级属性
针对县中孩子先天劣势所构成的特殊性来进行综合性教育，实质上就是在诠释县城中学的层级属性，而层级属性的内在功能在于平抑家庭间的发展差距，外在功能在于参与全国范围的高考竞争。所谓“综合性教育”，指的是学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也要就个体成长、心理健康、生活习惯等全方位育人。
许多县重点中学的一线工作者表示一定要上好高一的第一堂课，主旋律便是校规校纪的普及。诸如X中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共计60条，包含“迟到一次扣一分、缺课一节扣3分、乱刻乱画乱涂乱贴扣10分、带手机四次是劝退、考试作弊扣70分、翻墙扣70分”等内容，处分规则是“扣分达到15分给予警告处分、30分请家长、超过30分记小过、达到70分记大过并回家反省一周、达到100分便勒令退学”，这一套行为规范违纪处分规章在学校中得到严格实行，并且学生到校第一周要认真学习以及参与考试，不合格者需补考。
除此之外，在学业水平方面，普通县域的义务教育对高中教育并不具有增益性和衔接性，反而需要高中三年中的一部分时间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补课，一位校长用非常经典话形象地描述了县中学生的学习基础，“我们的孩子是在坑里面，要先拉到平地上、衣服抖干净了再说”。
而“拉到平地上”的方式便是对大多数人进行集体训练，核心在于延长学习时间，涉及到提前到校、增加晚自习、仅设月假等方面，用增加的时间不断刷题加速积累以及小科短期增势弥补主科弱势的方式，进行补足性和赶超性学习。
在学生“苦”的同时，作为规则监督和落实的教师也相应地延长了在校时间、增加了试卷批改量，除了这一形式上的“苦”，更需要将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的实质“苦”，为学生保驾护航。学生与教师的“苦”，是以期通过勤学苦练的方式，在高考大军竞争中以小镇做题家的面貌，实现鲤鱼跃龙门，而这种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达成了“寒门出贵子”的希冀。
三、县中教育的内卷化
“刷题苦学苦教”可以说是县中教育培养出“清北、985、211、本科”的制胜法宝，突然有一天县中的一线教育者发现了这种方式存在效能天花板，“县中拔尖学生培养，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以前）更多，但就是培养不上去。我们现在培养出一个985都很难，985都集中在发达地区”。
现实情况是，不仅尖子生的培养结果差强人意，而且是包含211、本科等层次的录取结果的整体下移，许多县中的高考目标下移至“保本”，这意涵着小镇做题家走出“小镇”的难度加大。
培养端培养方式不变，但效果不如当初，这其中的核心变量在于考试端的新高考制度改革。新高考制度改革的两大领域主要体现在命题内容和考试模式上。
在命题内容领域，多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感受是：
“（数学）高考命题的六大核心素养之一，就是建模。以前是解模，应用题。现在，增加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大学的东西，渗透下来了”。“要求的是一种素养”。“（数学）基础题量是下降的，2022年选择题第三题就不会做了，读不懂题目，由几个章节知识面组成的题目，哪一块掌握不好就不会做了，综合性题目比以前的数量增加”。
“题目背景，比如涉及到利息的计算、微信支付，情境的东西太宽泛，不太好搞”。“（语文）2021年（高考试卷）是10页，2022年12页，阅读量增加，考究的是阅读能力，需要长时间积累”。
进一步来说，新高考命题考察的能力有理解感悟能力、综合运用能力、逻辑推演能力和创新思辨能力，趋向是更重积累、重视野、重分析。
在考试模式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科“四选二”以及与其配套的赋分等级制，其内涵在于学生比拼的不仅是“此科要考高分”，而且也包括“在选择此科的学生中的具体排名”。
然而，基于如此命题内容和考试模式的新高考改革制度下，县中孩子的先天劣势将更加显化，而市中孩子的先天优势更加强化。市中孩子会在由家庭、生活环境和义教学校组成的协同性教育中，进行从小学到高中的长时间、多场合的知识积累、视野拓展、逻辑训练，同时面对复杂的选科赋分制，家庭可通过购买市场高考指导服务的方式、高中学校凭借高考制度研究能力、市一级所掌握的高考数据，多方助力，为学生科学量身制定小科的最优组合。
相比较而言，县中孩子则在家庭、生活环境和义教学校的缺位和低质中无法顺应新高考命题内容的增量扩面提质要求，并且县中学生在小科选择中完全是以个人擅长为导向，形成的是兴趣组合，但是否为最优、是否具有高考竞争的科学性将不得而知。
如此一来，县中孩子行为习惯、眼界视野、知识积累的先天劣势，叠加新高考制度改革走势，县城中学的教育压力将空前高涨。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县中孩子需要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尽量缩小与市中孩子的高考起跑线差距，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刷题，刷更多的题，刷更多遍的题”，以题的数量和做题过程积累知识、拓展视野和训练逻辑思维。
与此同时，县城中学由于自身财政、水平、信息等方面的限制无法推行校本教研和新高考制度解析，所以对于县中教师而言，一方面规制学生的行为习惯；第二方面学生刷题量的增加也意味着教师批改量的同步递增；第三方面教师也需在题中摸索“教法”和提高“视界”。
“（新高考）对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老师得提前知道内部构造和核（高度），才能把橘子一层层剥开给学生看，让学生学会剥桔子”，因此新高考制度下县中学生和教师需要愈发苦学、愈发勤奋。
随之而来的是“天花板效应”，老师表示：“语文考130可以，135分不容易，其他几门主科也是，我们的孩子总会与别人的孩子有5～10分的差距”，“（高考）裸考培养出清北学生几乎没有可能”，其中的核心要点在于县中孩子劣势的“先天性、结构性和客观性”，且新高考将劣势进一步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