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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而不报到,高校应该如何应对?

近年来,无论是高考还是研究生招生,都频频出现学生考上了却不去报到上学的现象,这其实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普及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英美高校也同样存在,而它们的一些做法或对我们有些启发。

中国政法大学日前发出公告,32名2022级研究生新生因为未按时报到,被取消入校资格。这32人中,除去留学生等特殊人群,来自内地的有15名硕士、7名博士共22人。

一边是考研热、考研难,但另一边是考上也不去,而且是放弃这么好的学校,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一消息一时冲上各平台热搜。

其实在2021年9月,政法大学也曾发布公告,38名研究生因未在规定时间报到,取消入学资格,今年实际上比去年还少了6人。换句话说,研究生录取不报到并非新鲜事,也并不限于这一所高校,而是比较普遍。

比如2019年湖南大学就曾发布消息,取消69名研究生资格,原因也是未按时报到。同年,苏州大学发布公告,68名研究生未按时报到,放弃了入学资格。2020年,太原理工大学也有49名研究生逾期未报到。因此,这一现象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区别只是人数多少。

为什么不去报到?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总体上应该比较简单:有了更好的去处。

坦率地讲,多数孩子考研读研的目的还是就业,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很多孩子往往多头出击,一方面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同时找其他工作,也有一些还在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

对于优秀的学生,往往是“四处开花”。考中国政法的研究生成功了,考公务员、法官也成功了,或者是找到了几份体面的律所工作。权衡以后,放弃读研就成了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北美的博士从注册到最后拿到学位前,流失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学习研究能力。

其实也不只是研究生录取不报到,本科生也普遍出现了被录取而不报到的情况,包括985高校也不能幸免。2020年,东北大学就公开了50多名本科生录取但未报到的情况。日前,因纪录片《高十》而出名的广西考生唐尚珺,在第14次参加高考后放弃了上海交大。而在这14年中,他已先后放弃了重庆大学、吉林大学等著名985高校。

我们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录取而不报到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

在现有制度下,这一做法并不违规,也是政策允许的。但是,很多人质疑这一做法有浪费教育资源、影响其他人获得教育机会之嫌,因而多有批评。那么,这样做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但在教育普及化的概念下,浪费之说也难以完全成立。

在精英教育时代,的确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因此我们对报考资格都有严格限定。比如2001年之前,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内且未婚。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超过这个年龄的人,读完大学后服务年限也较少,已经不值得培养了。伴随着大扩招,这一要求被废止,核心就是保障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算计是否浪费了资源,因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之下,已经不稀缺了。

到如今,不但不稀缺,甚至还面临生源枯竭的问题

比如高职等专科高校,招生计划完成率低,报到率也非常低,目前全国平均报到率普遍低于85%。因此,2019年高职大扩招,招生计划定为116万,实际就是按85%报到率倒算出来的,真实的目标是招100万人左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这是资源浪费。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资源多,竞争并不激烈。因此,浪费与否,核心还是根据稀缺度在谈。

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01万,本科招生近450万,研究生招生117.65万,仅硕士招生量就赶上了1998年本专科招生量。即便是名校,招生量也在大幅增长,远非当初那么稀缺。2022年,复旦大学招收各类新生15651人,是80年代十余倍,其中本科生4120人,占比26%,硕士8400人,占比54%,博士3131人,占比20%。上海交大类似,研究生合计占72%。

我们很少谈对专科教育资源的浪费,而是紧盯名校、研究生,核心还是稀缺度本身,虽然今天名校的稀缺度和80、9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被录取而不报到,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伴生的一种“喜悦”,是受教育者有更大更多选择权的结果。但是,对于这一越来越突出的现象,的确应该给与关注并逐步解决了。毕竟不报到人数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一旦高到一定比例,将会对高校的正常运行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一旦报到率过低,部分对学生学费依赖度高的高校,其基本运转就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而一些博士生导师,平均一年也不到一个招生名额,一旦录取而不报到,就对导师的研究工作造成了直接影响。

有人说,补录就是了。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高考、考研等都是高利害度的考试,为保障公平公正,我们不可能放任学校自行组织补录,哪怕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话,就需要在统一组织下进行二次考试。比如硕士研究生招生,笔试只是初试,复试是关键,我们可以不用再组织初试,但为保障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性,各学校补录的复试组织与规范要求与正常录取应一致,包括复试中的笔试面试,以及监察部门的过程监督等等,这几乎就等于一年两次招考,从效率上就很难实行

当然,在招生周期未完成时补录是最好的,只是这一措施现在就有,比如高考中的二次征集志愿,研究生招生中的调剂。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完成招生所有流程后,在报到最后环节才发现的。

另外,如果各高校报到已经结束,这时再补录,会形成更为复杂的连锁反应。比如某考生被A学校淘汰,被迫调剂去了B学校,这时他突然得知自己有资格参加A学校的补录,那么他一旦再被A学校录取,B学校就又形成了缺额,怎么办?这是连环套。也就是说,报到后再补录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给高校放权,可以灵活处理,但如果放任高校自行组织,如何保障公平公正?相信多数人不同意。

日前,哈佛大学公布了今年录取的各种数据,秋季正常入学的学生也仅占录取人数的83%。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英美,为应对录取但不报到的情况,都有着系统成熟的办法。

第一就是多招,超额招生,类似航空公司机票超卖一样,根据往年报到率,上浮招生人数。比如原计划招生100人,那就发120个录取通知,最后实现100人报到的目的。前文提到的高职大扩招第一年就用了这一办法。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做法。比如美国高校有一个确认环节,即收到录取通知的考生,都需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前,书面回复并确认,一旦不予确认,就会马上启动补录流程,对waitinglist上的名单补充发出录取通知。同时,对于确认的同学,部分学校还会要求交一份保证金,否则予以没收。

对于ED(earlydecision),即提前申请录取的学生,限制更为严格。首先限定只能申请一所高校,同时,申请的同时即承诺被录取就要报到。对于ED申请但不报到的学生,有较为严厉的惩罚,会被记录并放入相关的“黑名单”中,不仅影响未来的申请,也会影响到当下的录取,个别大学甚至会直接联系该失信学生所录取的新学校,要求取消其录取,而且大概率会被相关学校接受。这一不诚信的纪录,将直接影响到该考生未来报考本校和其他高校,甚至影响到贷款、求职等方方面面,让考生不敢轻易放学校鸽子。

当然,美国高校这些做法,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直接套用。

英美高校这种做法的核心,一是考生个人诚信背书的承诺,让毁约有后果,二是录取“超卖”,降低学校录不到人的风险。

对高校来说,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超卖”。但是在学校无法完全实现自主权的情况下,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招生更接近于计划经济,学校并没有自主权,而国家也是根据这个计划给学校拨付经费的。每个学校的报到率不同,而且在变动中,国家又如何实现这种精准分配?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探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增加2%-5%的计划?

但是仅有“超卖”还不够,有必要增加确认环节,给正常招生周期中留出二次补录的时间。即在被录取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书面确认。对于确认后却未履行责任的考生进行惩戒,有后果,就成为这其中的关键。否则,这种承诺就如同废纸,没有实际意义,确认环节就形同虚设了。近年强基计划就增加了确认环节,有效降低了这种“占位”后却放弃,直接影响强基计划招生的现象。

事实上,近年在研究生推免招生过程中,频繁出现学生放老师鸽子的现象。很多学生为保险起见,往往拍着胸脯告诉老师,“只要你要我,我就只跟你”,甚至赌咒发誓,非某老师的学生不做。其实是广撒网,尽量多拿几个录取,一旦尘埃落定,马上奔赴最优选择,给老师的只有一声抱歉。

因此,对于缺乏契约精神的同学给与合理的惩罚,实际上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对此我们充分尊重。在确保学生选择权益的基础上,增加确认环节,是希望尽可能筛选出和高校“双向奔赴”的学生。比如招生上的诚信黑名单制度,就是惩罚的一种,这一制度的建设,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否则难以实施。

当然,从长远看,核心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学校的教育质量,或者说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是最根本的保障。就如我们对名校的极端热衷背后,还是就业。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学校有足够吸引力,被录取而不报到的比例就会在可控范围内,而不会对高校形成系统性的,甚至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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