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贵州茅台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他们宣布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是部级单位，直接隶属于国务院，有向国家提供专业咨询的义务。
而两院院士的筛选是十分严格的，一般两年增补一次，每次所增补的名额不会超过60人，可以说能入选的都是科学界的名人。
他们所代表的也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系统、创造性的成就者，比如“导弹之王”钱学森、“数学奠基人”钱伟长、“物理学家”钱三强、“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等。
而王莉的成就与上述的这些人相比，则显得暗淡了许多，并且她所代表的是贵州茅台酒厂公司，而烟酒这些对人的身体都是有害的，所以许多人觉得如果真的当选，那么对那些搞基础科学，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人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故很多人将其调侃为“白酒院士”这也是和10年前的“烟草院士”谢剑平研究员相呼应，当年谢剑平的“降焦减害”研究让他入选了工程院院士，而当时网上便有人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降低了两院院士的门槛。
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工程院修订了《中国工程院专业划分标准》，在其中删除了烟草科学与工程学科，也是向民众表明再不会增选新的“烟草院士”，这事儿才作罢。
而无论是王莉还是谢剑平，他们之所以会惹来争议，不光是她们的研究对人类发展的作用方面较小，更重要的是，还有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更久，成就更大的人尚未入选，大家为那些该入选却未入选的人叫屈。
这其中就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包括早年的袁隆平老爷子也一直未曾入选，他们对国家都是有贡献的人，他们都没有入选，而那些研究烟酒的却入选了，故民众才十分不快。
也正是由于院士的评选机构存在着可以改良的地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去到国外享受更高的待遇，对于这些人的出走，我们无法指责，而还有那么一些人，尽管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可是他们却依旧愿意留在中国，并且对国外抛来的橄榄枝进行明确的拒绝。
其中有这么一位科学家，她的父母都是华侨，她一生四次落选两院院士，所获得的成就甚至让美国人都心服口服，在美国，她被当选为了外籍院士，甚至还有美国大学向她抛出橄榄枝，可都被她拒绝了，她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奋斗。
她就是我国的材料学家李爱珍。
李爱珍是1936年生人，她的父母都是海外的华侨，李爱珍成长的年代十分动乱，战争不断，但所幸战乱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习，她于195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冶金所。
在学习期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是小学，她还记得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中国大地被日寇蹂躏，中国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捐钱捐物到抗日前线，音乐课上的抗日歌曲也是让人终身铭记。
年轻时期的李爱珍和所有普通女青年一样，她很喜欢中国那些优美的诗歌，因此在读书的时候她还参加过诗团呢，或许她也曾在复旦大学的草坪之中朗诵过诗歌；而与此同时她又和绝大多数的女青年不太一样。
她所学的专业是化学，而化学对于女孩子而言要想弄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李爱珍也做到了，她不是一般的努力，而是极致的努力，许多同学和同事都评价李爱珍，她的行为已经不能用勤奋来形容了，她是在拼命。
俗话说得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爱珍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她很快就从实习员到助理研究员，随后又很快当上了研究员，并且由于她优异的表现，在80年代出国访美的人员名单上，冶金所的领导写上了她的名字。
这对于她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她的出身是华侨，她的父母常年在国外，而那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大家对于家庭成分还是很看重的人，因此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存在，他们认为李爱珍可能会在美国学到技术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国家还是愿意信任李爱珍，相信她能经受住美国的糖衣炮弹，不辱使命地完成任务，而李爱珍不光做到了，还把它当成一辈子的承诺。
1980年，她前往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电子工程系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尽管中美已经建交，可是西方国家还是不希望我国在科技方面取得大进展进而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期，美国禁止将分子束外延设备出口给我国。
而分子束外延设备是先进的半导体材料制备手段之一，利用它们可以生产出微波毫米波高速电子器件、红外探测器、红外光电等器件所需要的核心的半导体材料，而这些器件在国防、经济等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李爱珍此次前去就是为了在国际前沿领域研究的基础。
李爱珍到达美国后，并没有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她很快就去拜访了当时被誉为“分子束外延之父”的卓以和，卓以和对这位后辈印象深刻，以至于他曾经在1985年公开说道：
“如果让我从中国的半导体领域挑选一位女性候选人，我肯定会推荐李爱珍，她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她的确是中国化合物半导体领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也许就是在她留美期间，美国人便看到了这位女材料学家的优秀之处，她的勤奋、专业以及高尚的品德都被美国人看在眼里，只是可惜，这一些优点都没有让她在本国的最高科学机构获得认可。
1982年，回国以后的李爱珍立马便创建了上海冶金研究所分子束外延半导体微结构材料和器件实验室，回国后的她积极工作，立志要为我国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迫使美国解封该技术，因此她又开始了“玩命模式”。
她的学生，上海微系统所副研究员徐刚毅曾告诉记者：
“很多研究人员是勤奋，她是拼命，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拼命。有个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李老师拜年，结果家里没人，打到实验室才找到她。”
在李爱珍的字典里似乎是没有“假期”二字的，而她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原因还是太想这个国家好了，她太爱这个国家了，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她的一切，她经历过战争，她知道比起那些在战争中惨死的人，现在真的很幸运了。
并且她也清楚，一个国家要想强大离不开她们这些技术人员的支持，所以她拼了命也要拿下这些技术难题。
因此从85年至今，李爱珍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以及其他院部级奖项20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她在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和器件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国防、环保、医疗和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光如此，她对于国家技术方面的作用还体现在她重视我国与国际上的一些交流。
1994年，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停止了对我国的封锁，也停止了分子束外延设备的出口限制，因此李爱珍立马就和外商进行了谈判，为了取得国外最先进的设备，她与外国人斗智斗勇，以较实惠的价格买来了性能更佳、运行更稳定的分子束外延设备，这也让研究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95年，李爱珍带领课题组在中远量子级联红外激光器领域进行探索。
这种激光器可以灵敏地检测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在内的各种气体，对于环境而言，可以立马检测出其空中的气体成分，判断其是否合格；对于医学而言，也可以检测病人体内的有毒气体，方便对症下药；对于军事更是十分重要。
因此她的这次探索对于国家的安全、经济建设已经环境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想制造出这种激光器难度很大，即使是在外国，也只有少数的实验室可以做到，而这些实验室大部分在美国，他们都不看好李爱珍可以制造出来，就像他们当年不认为我们能造出原子弹一样。
几年后，在一片不看好的声音中，李爱珍和她的团队造出了５至８微米波段半导体量子级联激光器，中国再次做到了别的国家眼中不可能的事情，也从此进入了掌握此类激光器研制技术的国家行列。
李爱珍不光在实用科学有很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她也为中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2000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的主办权宣布交给中国，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关于分子束外延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而这次机会就是李爱珍为北京争取来的，她的学生曾经这样评价她：
“几十年来，李老师一直非常关注国际上的科研动态，她确立的研究方向总也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非常有用的。”
并且她曾经在国际学术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就连她的那些前辈也纷纷表示李爱珍确实是中国化合物半导体领域的杰出的科学家。
并且国际上也用奖章表明了对她的认可。
2003年，李爱珍当选为亚洲太平洋材料科学院院士
2005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15届院士大会上，李爱珍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第三世界的科学院工程科学奖。
2007年5月，李爱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而美国科学院成立至今一共也才三百多位外籍科学家，而其中两百多位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
此外，李爱珍还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那就是她是当时中国11位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唯一一位没有国内院士头衔的。
你很难想象一个从事科研50多年，发表过论文200多篇，申请的国家专利也曾达28项之多的国外公认的材料学家却无法在本国获得一个院士头衔。
李爱珍对于此，当然是不在意的，她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非常感谢推荐我的院士，我想他们的压力肯定非常大。总让他们失望，我感到非常愧疚，他们年纪也不小了，每一次都要为我写推荐信、审查推荐材料等，每年增选院士时，我都不敢面对这些院士。”
李爱珍曾先后在1999年、2001年、2005年的中国科学院以及2003年中国工程院的增选中被拒绝，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两院要多次拒绝这位荣誉等身的女科学家呢？
这要从两院的增选机制说起。
首先它不是自愿申请的，而是由别人推荐的，并且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所需要的条件也不同，65岁以下的候选人只需要3名院士推荐且至少有2名院士所在学部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学部相同即可；而65岁以上则需要6名或6名以上院士推荐，且至少有4名院士所在学部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学部相同方为有效。
并且从国家最近入选的院士来看，平均年龄都在50多岁，而李爱珍老师则有点大器晚成，它做出成绩时已经年逾60，在她做出量子级联激光器那一年也都64岁了。
其次两院院士两年才选举一次，细摊到每个学部的名额不会超过3个，入选难度实在是太大，由于大家认知的不同，所以偶尔也会出现几次争议也是正常的。
但是对于此，我们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因为人才对于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过科学发展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发展靠的是人才，因此21世纪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古时秦国能一统天下也是因为能够招揽各国的人才，比如商鞅、张仪、范睢、李斯等等，他们都不是秦国人，可却都为大秦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让大秦的铁蹄踏平了六国，实现了统一。
而我国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
施一公曾经就说：“他那一届的清华本科毕业生有2251人，约1600多人选择到美国留学，大部分人如今都还待在美国。”
甚至还有人说北大清华的毕业季就是学子们的出国季，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出国后便会一直留在美国，还有人统计过说，在1978年至2015年这近30年里有两万的中国高材生留在了美国，为美国的建设做贡献。
比较著名的便是许晨阳和颜宁了。
许晨阳在2012年归国报效，并在此后先后斩获“庞加莱讲座教席”和“科学突破奖”新视野数学奖等荣誉，可是却因为落选两院院士的增选而出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走之前他留下了一句“国内对青年人才重视程度不够”的话。
颜宁则是在37岁就带领团队攻克困扰了世界结构生物学界长达半个世纪的难题，而她也同样因为院士的增选失败而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那里的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职位。
到了美国后，两人很快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对于这些留在了外国的高端人才，我们无法对其苛求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他们也有在外国享受更好待遇的自由，并且这些人在心中还是装有自己的祖国的，如果祖国有需要，相信他们也会应召归来。
只是目前这个阶段，或为了家庭，或为了学术方面的研究，他们只得暂时留在海外，我们无法用情怀去套住他们，强行留住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对于这些人才的流失，我们当然是不愿意发生的，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在学术的研究条件和对一些科学家的待遇方面我们和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世界对于人才的争夺是公平的，也是互相自愿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抱怨什么，而是应该加紧我国的建设，这样才能减少人才的流失。
对于人才，李爱珍也为我国培养了14名研究生和两名博士后，尽管数量方面没那么可观，可兵不在多，在精。这些学生的培养李爱珍都是亲力亲为了的，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我这辈子培养的学生很少，但都是亲自培养亲自带的，国内外的同行非常相信我培养的学生，很多人找我要。我跟学生讲，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地球上消亡。你再有名，离开这个世界后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中国’这两个字永远在地球上存在。所以你的生命价值，就是要为我们国家争取荣誉。
李爱珍的话让人感动，所谓院士头衔也好，还是各种奖章也罢，都不如一句爱国的分量重，科学没有国界，可科学家有国籍。李爱珍的学生们能有这么一位老师是他们的福分，也是中国的福分。
中国的院士增选机构确实存在改良的地方，可我国也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
2014年，两院大会修订了增选的章程，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2014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其中有几条便是人员要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
2018年7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通知，部署全国边检机关为两院院士出入境提供便利服务，两院院士（含已退休院士）及其随行人员即日起在全国所有开放口岸出入境可使用边检“特别通道”优先通行，经陆地口岸出入境可不下车接受查验，以优待方式办理过关手续快速通关。
而颁布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才流失的问题，有许多高端人才陆陆续续地回到了祖国参加建设。
这也是我国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没办法和美国相比，他们的科学院早在1863年就已经建立，而我国的中科院是1949年建立的，中国工程院更是在1994年才建立，有差距也是正常，不过我们已经在通往更好的路上了。
我们不能要求增选机制一下子就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毕竟我们重点发展经济和教育科技战线也才四十多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更正，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是可以做到让每个科研人员满意的。
尽管这修改的方案里并没有对李爱珍入选两院院士有利，可入选与否对于李爱珍而言早就不重要了，所以当《文汇报》采访李爱珍时问道“您做了这么多出色的工作，没评上个中国的院士，不难过么？”的时候。
李爱珍则回答：“没有科研平台和团队，没有科研经费，根本无法做出现在的工作，没了实在的工作，哪里还能有什么荣誉呢？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是的，她还记得中国最艰难的时候，那时候她还在小学的音乐课上领唱抗日歌曲，歌声是那么地嘹亮；她还记得她努力学习的时候国家将她送至复旦大学培养，校园是那么地美好；她还记得在出国的时候国家不顾她的家庭成分写上了她的名字，才有了如今的她。
因此，如今的我们无需替李爱珍抱不平，因为在她印象中，她一直都是国家最疼爱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