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大学执教四十年（1982-2022），期间担任过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2012），这使我有更多机会造访国内几乎所有著名的高校。每每我第一次去该校访问，好客的主人总会派人陪我游览他们的校园。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武汉大学的樱花，中山大学的珠江河畔，厦门大学的海滩……各大学的著名景点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游览完毕，陪我的老师总会顺便问一句：“复旦大学也很美吗？”这话充满着对自己学校美景的自豪。
我也会自豪地回答：“复旦大学当然很美。”
“那最美的景点是什么？”
“课堂！”
“啊，什么地方？”
我提高声音，拉长声调再说一遍：“课堂！
左图：青年时代的李良荣老师；右图：2012年，李良荣老师在学术交流时发言。作者供图我读过徐志摩写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以诗人的笔触把剑桥大学写得美轮美奂。但无论是徐志摩笔下的剑桥大学，还是国内著名学府的景点，都只是自然美景、建筑景观，复旦的课堂才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复旦大学邯郸路大学本部共有6幢公共教学楼，我都听过课、讲过课。而最难以忘怀的是一教和三教，它对我的人生转折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1963年考入新闻系，秋季入学第一堂课是在一教的101室。一教，老复旦人都称为“老教学楼”，是在复旦大学创办时就建立起来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这第一堂课由历史系一名老师上党史课。这课让我很新奇，倒不是有什么新知识点，而是老师提出问题让我们讨论，鼓励同学发表不同观点并展开争论。她也不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开出几篇文章让我们课后去阅读。我感到很新奇：大学的课原来是这么上的！这堂课开启了我5年的大学生涯，也让我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但我的憧憬很快破灭。5年大学，只上了1年课，其间还有3个月报社实习，几乎没有听到多少课。
11年后的1979年秋，我考上研究生，再次进入复旦大学，而我的研究生生涯却是从笑话中开始的。入学第一堂课是英语，在一教102室，由外文系张增健老师执教。张老师黑黑瘦瘦，中上个子，一开口就自我介绍是外语系66级的（即1966年毕业）：“我的年龄和在座许多人差不多，台上是师生，台下是朋友。”很亲切，一下子拉近了关系。接下来，张老师让我们打开课本，要求同学每人读一小段。大家都读得很流畅，张老师不断点赞“好”。最后一个轮到我读，我有点尴尬地对老师说：“英文字母都认识，但不会读，读不出来。”他瞪大眼睛问：“怎么不会读？”我回答：“我高中、大学都学的是俄语，英语自学8个月参加研究生考试，勉强及格。”张老师似笑非笑：“自学8个月，考研究生过关，厉害。我要听听自学8个月的英语水平。”我只好说：“老师的话必须听，我读，只是请老师别笑我。”
于是，我开始读，还没有读到一半，全班同学都笑翻了。我结结巴巴，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来，无法连贯读，还读错了。张老师回到讲台，一声咳嗽，全班安静，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缓缓地说：“我教了10来年英语，你读的是哪门子外语？”再次把大家笑翻。我假装生气，回怼他：“张老师，我们约定，你不能笑话我。现在你这么讥笑我，打击了我学习积极性。”张老师笑起来了，说：“抗议有理。”下课后，走出课堂，张老师把我叫住，居然递根烟给我：“有空多读读，不清楚随时问。”从此，张老师再也不曾为难过我。
一学年，张老师每星期给我们上两次课，每堂课，除了讲课本上文章，还穿插英美等国的故事、各类笑话，兴致来时还会背诵雪莱的诗、莎士比亚的名句，时不时拿学生的作业错误开涮，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他全英文讲课，我似懂非懂，课后借同学的笔记才能基本搞懂。张增健，一位有趣的老师。
过后几年，我和张老师成了好朋友，去过他家几次，满屋的书柜，书柜里满是英文原版书、各类词典，张老师太太半埋怨、半赞扬：“一大半工资都在书上了，不靠我工资，家里喝西北风。”我这才明白，张老师平平常常的一节课，确是多年的积累。
一教更让我难忘的是我陪着我的导师王中老师给新闻系77届学生上课。王中老师上课，没有任何讲稿，语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有些话，学生听不清，我写在黑板上；有些引文，他记不清，我补充几句。记得王中老师最后一次给77届学生上课是1981年春末。
在上课快结束时，他问我：“昨天郑北渭老师来，讲到报纸的功能时，他怎么说的？”我回答：“郑老师说，美国新闻界有句流行语说，报纸是国家的看门狗。”“对，就是这句。”他转身对学生们说了最后一段话：“国家看门狗，要保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做一只看门狗，要看清真实情况才报警，不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当记者，必须向人民报告真实情况，有些事不能公开说，可以沉默，但绝不能说假话，报道虚假新闻，误导公众。这是我最后一堂课，留给你们最后的话。”
当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我看到许多同学眼含眼泪。过了一、二分钟，掌声响起，然后全体同学起立。在阵阵掌声中，王中老师缓缓起身，向同学们挥一下手，在两名学生搀扶下走出教室，走出一教，我陪他回家。但走了一段路，王中老师又转过身凝视了一教，似乎自言自语，似乎又在告诫我：“青年还应该有新闻理想的。”“新闻理想”，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词。
如果说我的两次学生生涯从一教开始，那么我的教学生涯是从三教开始。1982年秋，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1983年秋，我正式登上讲台，接过王中老师的教鞭，给新一届学生上《新闻学概论》。过去了四十年，这一堂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宛如昨天。那不仅仅是因为这堂课正式开启我的教学生涯，而是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
尽管我为上好这第一课做了种种准备，预设了许多可能发生的状况，但当上课铃声响起，我踏进三教202室，刚刚还窸窸窣窣的低语声，一下子静下来，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齐刷刷抬起头望着我走上讲台。我向台下巡视，同学们都仰着头，睁着明亮亮的眼睛，那是青春灵动的眼光，那是渴望求知的眼光。我不知是慌乱还是激动，脑子一片空白，想好的开场白全忘了，只好实话实说：“这是我当教师的第一堂课，也是你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堂专业课，对我，对大家，都是难忘的。”突然间，掌声响起。这掌声给了我勇气，我放开胆开始讲课，伴随着下课铃声，同学们再次给我掌声，这是我渴望得到的。留校任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我理论功底差，外语水平低，一口宁波国语，很没自信。是学生的鼓励，给了我当名好老师的自信。
“齐刷刷抬起头，闪动着渴望求知的眼光。”这成了习惯性的场景。这样的场景仍然一次次使我感动，激励我当名好老师，不要让学生失望。我知道面对我的学生都是全国学习尖子，未来将成为各媒体的骨干、顶梁柱，甚至领军人物，支撑中国新闻界的未来。
那时，我喜欢听刘兰芳说书，她说的杨门女将故事家喻户晓，但我还是喜欢听刘兰芳绘声绘色、激情四射的戏说。有一天突发奇想，如果上课也像刘兰芳那样，不更吸引学生吗？自此以后，我听刘兰芳说书不仅仅是业余享受，更是一种学习、模仿。渐渐地，我享受上课，踏进教室，面对学生，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学生们喜欢听我的课，甚至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每学期教学评估，我长期是学生评分第一名。从教40年，我获奖无数。最近一次奖是2021年，我写的《新闻学概论》（第六版）获得教育部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同时获得首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特等奖、首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特别贡献奖。但我最看重的却是2007年我同时获得“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的称号，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由本科生、研究生海选出来的。
我对来上课的学生是很放纵的。开学第一课我就告诉学生：“我的课是必修课，但我不会点名，只有两个要求：不要迟到，不要发出噪音，不影响要听课的同学。如果有事不能来上课，不必向我请假。如果我课上得不好，你们不喜欢，可以不来；来了可以不听，大大方方看其他书，写诗写情书都可以，只要期末参加考试。”但我基本没有发现无故不来上课的学生，也极少发现在课堂上做其他事的学生。
我明白，我尊重学生，学生们同样给我足够的尊重。给研究生上课时（教室在新闻学院教学楼），看到学生为了不迟到，都一路飞奔而来，很多学生肯定来不及吃早饭，一个上午往往四节课要饿肚子，对学生身体极其不利。为此，我向全班同学宣布：“允许你们上课带早餐来课堂吃，但不许出声，掉在桌面上、地上的渣渣，都必须收拾干净，能做到吗？”全体学生拍着桌子都喊：“能！”
自此，课堂上，半数左右学生尤其女学生都是边吃早餐边听课，奶香、葱香、饼香，满教室飘香。有一次，一名女学生把脆饼咬得嘎嘣响，我停下课，责问她：“你知罪吗？”那名女生战战兢兢站起来：“我发了声响，犯了规。”我数落她：“你咬得嘎嘣响，很爽，有些同学没吃早饭，我听到他们肚子咕咕叫了。”引起一阵哄笑。
在三教，有一间在全国高校闻名的教室：3108室。3108室并不大，可以容纳一百来号人，没有特别装潢，和三教其他教室一样。不知从何时开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10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是复旦大学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殿堂。
那时老复旦人都流行一个说法：在相辉堂演讲是最高的政治礼仪，在3108室演讲是最高的学术敬意。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一听说安排在3108室演讲，都会诚惶诚恐，一再表示感谢。那时候，学校大门口的布告栏贴满了各场演讲广告，有一次，我数了一下，那天的演讲多达12场，中国与外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文科理科，各类题材都在布告栏里交汇，荣誉加身的年长学者和初出茅庐的博士生、著名的企业家、各级政府官员、声誉全国的艺术家，都同时在布告栏上亮相。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著名学府，请人来演讲不难，但吸引学生来听演讲却很难。如果偌大一个教室只有十几位听众，主办者有多尴尬？所以，老师们都会把自己的研究生叫去听课撑场面。但3108室的演讲，听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主持老师都会让研究生早点去会场维持秩序。2001年春，一位来自北京名校的教授在3108室讲“世界文明的进程”。7点钟开讲，我6:30左右赶到现场，发现教室里早已挤满了人，教室外的窗口都站满了。我挤不过学生，只好回家。
我在3108室听过的一次课是历史系姜义华老师讲“中国现代化之路”，姜老师是我的师长，他从中国历史的维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我十分敬重。那天，7:00开讲，我6:15到3108室，总算在后排找到一个座位。很多学生面前都摊开电脑或笔记本，但坐在我右边的几名学生什么都没带。我有些好奇问他们是什么系的？身旁的那名学生指着旁边几名同学回答我：“我们几个都是化学系的。”我更好奇：“你们理科生怎么对文科感兴趣？”那名学生又答：“我们都一个宿舍的，在这里听过很多次课，回去还讨论到深更半夜。”姜老师讲课到9点，提问环节，齐刷刷举起手来，问答到10点，主持人不得不宣布结束。课上完了，一大批人还把姜老师围在讲台上问个不休。
很幸运，我应邀在3108室讲过一次课，那是2007年期末，讲的是中国传媒业改革。现场人山人海，连讲台的四周都坐满人。那次演讲，我的一句话曾在复旦很轰动：“年轻人，少谈政治，多谈恋爱。”这话是学生提问时我随口蹦出来的。正式演讲结束后，到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大声问我：“李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班级中争论很久：大学生该不该关心政治？”这个问题可能切中要害，全场肃静，听我怎么回答。对于这样的敏感话题，我可以搪塞过去，但我的性格是不回避学生的任何尖锐问题。
我这样回答：“这不是yesorno的问题。我认为，不同学科会有不同要求，比如我们新闻传播学专业，将来去当记者，不关心政治，会犯政治错误；而其他学科尤其理工科学生，对关心政治的要求没有这么高。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要求，当国家在存亡之秋，大学生当然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现在我们国家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你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就够了，要那么关心政治干什么？《在希望的田野上》唱的是老年人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唱歌。那歌里没有中年人，中年人就是干事业的，政治就是中年人的事。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把书读好，把自己事做好，将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报效祖国。有时间有精力就多去谈谈恋爱。年轻朋友们，少谈政治，多谈恋爱。”想不到，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少谈政治，多谈恋爱。”一时传遍复旦校园。听说，有人告到校领导那里，有名副校长为我辩护：“大学生谈什么政治？空谈误国。”
复旦的课堂，白天学生们在课堂进进出出，像人潮，潮涨潮落。到了夜晚，整个教学楼都灯火通明，教室里座无虚席，同学们都在埋头看书、做作业、做笔记，一、二百号人的教室几乎都鸦雀无声。望着整个教学楼通明的灯火，看着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我总会由衷地感叹：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风景吗？
这就是复旦的课堂。教师们在课堂上挥洒着汗水和热情，寄托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无论是个性张扬、神采飞扬的演讲，还是细声慢语、娓娓道来的讲解，平平常常一堂课，都是教师们精心准备，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传输给学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就是课堂上的源头活水，把知识，把智慧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注入学生脑海。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薪火相传，在课堂上奉献青春，度过中年，慢慢老去，无怨无悔。
这就是复旦的课堂。古今中外的知识，人文社科、理工医科的知识，在课堂上交融，各种观念、观点，各种思想、思潮，在课堂上交流、交锋，扩展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考，理清学生的思路，引导学生去探索。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在课堂上实践。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复旦的课堂铸就复旦人的品格：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课堂，复旦最美的风景。
我永远眷恋着复旦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