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格外得冷，坐在教室里奋笔疾书的570万高考考生却感觉不到。
他们只觉得心底涌出一阵暖意，为国家终于恢复了高考制度，为千千万万普通学子终于有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继续学业。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高考得以恢复，是多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细节，又经过了多少场会议的反复推敲，任何一点变化都足以让他们其中的大部分无法坐在这里……
当教育部将拟定的16字方针送到邓小平面前的时候，他大笔一挥删掉四个字，这才有了570万共同高考的盛况。
那么为了恢复高考小平同志都做了哪些准备，被他删掉的四个字又是什么？
关于教育的思考
其实早在1952年，出于培养共产主义建设人才，以及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我国已经制定了完备的高考教育体系，从学制、教材、教员到大学的发展，方方面面想得十分细细致周到。
然而随着那几年特殊时期的到来，原本的制度遭到了破坏
在那段岁月里，为了让工农子弟都有机会学习，为工农阶级培养人才，大学招生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不再考试，更不以学习成绩为主要参考，只要热爱读书学习，热爱劳动，经过群众推荐、单位同意，就可以读书。
这样做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工农拥有了学习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农的素质。但是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考试和选拔，单凭所谓的推荐，学生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歹高中毕业到了该读大学的年纪，有的甚至连初中都没读完，早早就从事劳动工作了。
大学是搞学术，培养科研人员的地方，不是开展基础教育的夜校，这样一批水平完全不同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麻烦事。
因此早在1975年的时候，很多人对现行大学招生制度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因为得不到推荐而延误终生郁郁寡欢，有些不学无术的人也蹦利用这个机会去高校镀一层金。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的培养我，中国国产的理工科研究人员，尤其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还是寥寥无几。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表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他这话点到了核心之处，之所以俗语常说“再苦不能苦教育”，是因为教育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短板，思维就会落后，相应的科技、文化、经济乃至国防实力都会随之落后。
中国在近百年的艰难岁月里吃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并不想再重蹈覆辙。
既然制度存在缺陷，那就改制度，既然高考可以提升综合国力，那就恢复高考，这几乎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但是要一改积攒了几年的弊病，谁来挂帅，是个问题。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最先把目光锁定在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上，并且向中央政治局主动请缨
关于整顿高考，邓小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制度的弊病一定要改，不改要出大乱子，但是怎么改，是门学问。
在之后召开的几次教育工作相关的会议上，他敏锐地发现了各地的束手束脚，提出的建议也都停留在表面，根本不敢触及这年事情的根本。
在他看来，教学质量低下的核心问题一是在于高考制度的不完善，二是从基础教育开始，教材的编写、教员的培养也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既然要改，那就大改，不要拆东墙补西墙，如果担心一鼓作气拿不下，那就徐徐图之。
他计划在1977年重新编纂教材，改革学制，明年拟出新的试卷和模板，正式开始恢复
科教会议的讨论
1977年8月4日，心里已经初具模型的邓小平邀请了30多名国内各大高校的科研人员和教授专家齐聚北京饭店。
于教育一行他毕竟是外行，都说“隔行如隔山”，又说“外行切忌领导内行”，小平同志深知听取广大专业人士意见的重要性，更何况，到时候招收的这批学生还要交到这些教授手上。
8月的北京有些燥热，全国各地的教育学者们围坐在会议室里，邓小平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早早抵达会场，他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听听你们对恢复高考的看法。”
听到“恢复高考”这几个字，不少人流露出激动的神情，小平同志真切地看到了大家的反应才深刻了解，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他把自己关于时间的设想说了一遍，还提到了招生来源的问题。
“我们先两条腿走路。”
小平同志强调：之前的招生制度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病，但是其根本目的：提高工农阶级的素质，为工农阶级提供更多学习机会，推动学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况且在新制度实行的这些你年，的确有不少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初中生被下放到山区农村搞建设，他们已经不属于应届范畴，而要以劳动者的身份去报考。
因此招生范围不要一刀切，在扩大社会报名的基础上，也不要组织优秀的工农子弟报考
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要实行社会与工农劳动并行的招生制度。
对于他的这一提议，教授们并没有什么异议，其实只要经过考试选拔 无论是听届毕业生还是已经具备劳动经验的工作者都无所谓，毕竟学无止境，谁也不能阻挡一颗向学的心。
但是在改革的时间上 经过几天的讨论，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么宜早不宜迟，要改就在今年改。
教授们普遍赞同这一建议。
他们是一线工作者，最能知道之前的招生制度带来的弊病有多大，也能想象一旦修改，邓小平将要面临多大的阻力。
但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必须尽快推动这件事，以免夜长梦多。
“如果今年可以实施，那么就能尽早为国家选取一些有用的人才，”他说：“今年如果还按照之前的推荐招生，那不是又要招进来20万良莠不齐的学子，不知道多少人又要失去学习的机会。”
他这番话说的中肯，不少教授感同身受，有一些甚至积极表示，只要中央有了决断，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完成新一批教材的编写工作，绝不影响教学进度。
看到大家如此活跃的样子，邓小平也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同时他也明白，这些学者们言之有理
“西尧同志，”邓小平问一同参会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你怎么看嘛？”
刘西尧出任教育部长，本就是为了协助邓小平主持恢复高考的，他也同意教授们的意见，并且补充道：“今年年底应该赶得上，小平同志，你拿个主意。”
既然多方力量难得地达成了一致意见，邓小平最终拍板决定，就在今年恢复高考！
会后他把教育部拟定的方案送到华国锋手上，并且印送中央政治局商讨。
最初政治局中不少人对此是抱有疑虑的，不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看过之后十分赞成，其他人也就没有再坚持。
1977年秋季，在各方的一致努力下，恢复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继续。
制度细节的考量
1977年冬季，在寒冷的北风中，570 万对未来和大学充满期待的学子们步入考场，虽然不少地方都飘起了雪花，虽然考场的桌椅比冰块还冷，但他们每一个心里都是热得，脸上都洋溢着希望的笑。
学子们奋战高考的那几天，大街小巷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的是，高考恢复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又有多少人，差点和这次机会擦肩而过。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教育部就着手制定恢复程序，毕竟是关乎几百万考生的前途和未来，小平同志对细节把控十分严格，文件的每个字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某一日刘西尧拿着新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敲开了小平同志的房门。
“自愿报考、单位批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小平同志一一念过去，指着“单位批准”这四个字摇了摇头。
“我要把这四个字删掉。”看到刘西尧不解的眼神，他解释道：“这个害人呐，如果一个学子学得好、考得好，结果他所在的单位不肯放人，或者遇到一个脾气不好的领导，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当高考即将恢复的风声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各省传播的时候，不少上山下乡支援建设的读书人乐开了花，他们奔走相告，想尽办法买书学习，结果却引来生产队和工厂领导的不满。
这些学生在他们眼里就是支援建设的劳动力，如果人都走了，以后都去考大学，那么谁来搞生产，队里怎么能完成指标呢？
因此个别领导开始阻拦学生们学习，甚至放出狠话：“就算要考大学，也得单位批准，我要是不答应，你们考上了也没用！”
这些威胁也不是完全胡编乱造，在旧的推荐制度中，“单位”的意见和态度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还能像之前一样决定学生们的未来。
不过小平同志考虑到了这一点，把这一条永远地抹掉了。
而被小平同志发现的问题不止这一条。
早期版本的报考资格里有明确规定，需要“20岁以上，25岁以下的未婚学生”，这一点小平同志也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66.67那几年的学生都成家立业了，他们如果也想报考，这个规定不就是拦住人家了嘛？”
他说其实那几年的高中毕业生其实是底子最扎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不能阻拦了人家改变命运的门路。
关于政治面貌和资格审查方面，受当时时代特征的影响，教育部制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甚至要追随家庭情况，邓小平看了之后告诉刘西尧，不必如此繁琐，也没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不讲这个。
“只要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就可以了。”
同时他还指出：“一定要考试，无论是谁的子女，必须公平公正地入学，大人物的子女不行，哪怕是我的子女也不行！”
他神态严肃，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听得刘西尧连连点头，教育部连夜修改了方案。
就这样，在不断地修改和删减之后，一份完整的，人性化的，具有共产主义光辉的招生制度成功出世。
也正是得益于小平同志一心为民的精神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使570万学子有机会步入高考的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