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乃松
当年能考取中学，在家乡是一大盛事，解放前，偌大的村子仅出了两名中学生。解放后，我是第一个考取中学的，要不要去呢？骑虎难下，母亲下狠心，卖了两担口粮，带着村里开的“贫农”和“穷苦”证明书还是去了。当年国穷民苦，助学金分甲乙丙丁四等，初中没有甲等，最高为乙等，每月6元，一个学期五个月共30元，伙食费一个月7.5元，够吃4个月，这个学期我交了一个月，顺利过了第一个学期。1954年春，我交不起伙食费了，这意味着4个月后的6月就要“停膳”了。“停膳”就是失学离校回家。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太好了。5月间，我的大姐因姐夫在上饶做工（木匠），从乡下搬到上饶市居住了，正好住在学校对面，住处对面有浮桥去学校，仅一河之隔。喜从天降，6月15日学校贴出“停膳”名单，我的名字自然在其中。我告诉姐姐，她二话没说，16日早上到她家吃了第一餐早饭。这一“吃”，吃了五个学期，每学期1个月，顺利读完了初中。
高中要不要继续上？我思想很矛盾，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1954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继父离开我家了，他是1948年“招亲”进了我家，我年纪虽小，放牛、砍柴、捡狗屎（肥料）他不用操心，插秧、割禾、“点灰籽”等是我的拿手好戏，是他的“好帮手”，但从进了正规化的沙溪小学后，只有星期天能帮家里做点事，天天要按时到校，家里的农活帮不了一点忙。他感到太累了。他当我的面答应季康伯与他小儿子一道去沙溪读书，现在书读得好好的，他不好意思叫我中途辍学；加上喜欢闹事的弟弟经常与他吵架，所以他只好选择“离家出走”的路。他原来在我家做过两年长工，为人厚道，种田是把好手，他一走，家里更穷了。这时是农村“高级社”时，农村正缺干部。同情我家太穷的驻村干部老翁，三番五次跑到我家叫我到高级社工作，“报酬丰厚”。我知道上高中可以评上甲等助学金，吃饭不要钱，但家里穷，干部催，弄得我左右为难。这时的我，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工作——读书不知走哪条路好。我把这苦闷——彷徨的思想与堂兄“歪哥”透露了（这时我已去高级社上了两天班），他听后，斩钉截铁地说：“农村干部不好当，去读书。”他话虽短，但态度明确，我回家后，沉思良久，决定读书去。
进了高中，吃饭问题不愁了，但生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冬天的棉衣、鞋子是必不可少的。初中三年，我没有棉袄，鞋子破破烂烂，经常冻得发抖，但那时年轻，总算挺过来了。进了高中，幸亏碰上两个好老师：一个是历史老师，广州中山大学刚毕业的，是个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刚分到我们学校任教，她看到我天冷了还赤着脚，把一双没穿多久的皮鞋送给我，解决了我高中三年无鞋之困。另一个是高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徐芸仙，广丰人，当地的“望族”，她见我下雪天还是穿着单衣，把她丈夫一件半新的棉袄给了我，而她自己的亲弟弟（初中与我同班）棉袄破得到处都是洞都没舍得给他。人间真有好人啊！
中学这六年，是既短暂又漫长，缺钱穷困使人难以承受，幸亏那时的“主导思想”就是读书，一心想着大学毕业能拿到“高工资”是穷苦人真正的“翻身”。在这种“主导思想”指导下，再苦也无所谓。学费、生活用品主要
熬了六年，中学的生活要结束了。升学，学什么？我的兴趣爱好决定我学文科。文科的科目很多，思来想去，还是大家热议的“新闻”，心想，当新闻记者，可以到处跑跑，可以与各行各业的人物打交道，游山玩水，增长知识，我把学新闻专业的想法与班主任邓高铃说了后，他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新闻系是文科的热门，要求很高的，填这个专业的人很多，竞争激烈，你敢填这个志愿？！”我被他的话吓住了，低头沉思，他见我不做声，又安慰我说：“试试看吧，你的其他条件是够格的，关键看你考得怎样，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吧！”说完朝我笑了一下。
“高考复习”开始了，各自为战，文科复习资料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资料早已到手，现在是各备各的战，从6月初到7月初，学校和老师就不管我们了。我天天拿着一条小板凳，夹着一叠资料，钻到学校外的西红柿田里（学校生物教研室的试验田），这时正好是西红柿茂盛时期，坐在密密扎扎的绿叶丛中，感到格外舒适和惬意。嘴巴渴了，摘个带酸未成熟的西红柿来解渴，这一个月的复习，效果特别好，一大叠复习资料，让我背得滚瓜烂熟，同时还看了不少其他资料，满怀信心迎接决定命运的“高考”。
三天的“高考”，自我感觉良好，去农场劳动，赚点钱，等“录取”通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