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
清楚地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空洞浩大的感念和情感。
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似乎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
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
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
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
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
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
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型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年里，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
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本根。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
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