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十年磨砺，百晓生谈历史在此祝福所有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赢得锦绣前程。
凑巧的是，本文主人公方毅与我国的高考制度恢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干好每一件事的方毅
1916年，方毅生于福建厦门，他本名方清吉，“方毅”这个名字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从事党的工作，特意给自己取的。
方毅的家族在厦门颇有影响力，可是在20世纪初，那段风云诡谲的动荡年代，方毅出生后刚满月，其母亲便因病去世。
幼年时他由外婆照料。八岁时，方毅的父亲又因病去世，父母的早逝，使得家道中落。
生活的困难没有打倒方毅，进入中学后，他加入共青团，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不久后，方毅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接头地点，他经常传送党的机密文件。
由于工作出色，年轻的方毅被任命为厦门、漳州两地共青团副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1934年，刚满18岁的方毅在上海被捕后，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判了八年刑。在狱中，他严守党的秘密，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靠着一本词典自学英语，居然读完了原版的《资本论》。
1942年，方毅刑满释放，立即前往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并转战于山东解放区与江苏、安徽等地，主持财政工作，有效保障了前线的后勤补给。
解放战争时期，方毅由陈毅直接领导；到了淮海战役时，他负责打扫战场，因工作能力出色，加上为人机灵，陈毅同志笑着对他说过：“你可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前线部队的后勤工作，不然提头来见我。”
新中国成立后，应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赴越南工作。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越南顾问团的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顾问团拟定的工作守则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请示报告，经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同志亲自审定。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越南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至此，越南结束了多年抗法战争，进入和平建国时期。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决定建立驻越南大使馆，方毅替代罗贵波担任中共中央赴越南第二任顾问团团长。
临行之前，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分别找到方毅谈话。周恩来总理直言不讳地对方毅说道：“党中央派你去越南，是因为现在越南要搞和平建设，在这方面你是一把好手，要积极帮助当地同志解决从战争转入和平的一系列问题。”
方毅时刻谨记周恩来总理与刘少奇同志的嘱咐。他来到越南后，与同志们一样住在一个偏僻山沟里的小茅草屋，时常与胡志明主席一起交流。
在这之后的1956年至1960年，方毅担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活跃在越南第一线，组织领导援越项目的实施。
1960年，方毅离开祖国在越南工作已满六年。这年夏天，他患了严重的登革热，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党中央命令他立即回国治疗，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后康复。
刘少奇在其住院期间单独找他谈过话，正式通知他担任国务院新设立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了打破封锁、广交朋友，党中央决定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国家友好合作关系。
1964年，周总理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广大亚非国家中产生良好的反响。
1964年冬，周总理会见访华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理西德基时说道：方毅主任比我先到北非和西非了解情况，向我提出这些好建议，我受到启发才提出了这八条。
可惜的是，1966年至1968年间，因为反革命分子的阻挠，方毅不得已暂停工作。
直到1968年年底，方毅重新复出，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投入到坦赞铁路的建设当中。
这条铁路一建就是十年，方毅为确保工期，他和数万名出国人员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倾注大量的心血。终于在1976年的竣工典礼上，他亲手代表党中央，向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移交这条友谊之路。
1977年，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方毅继续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
1977年5月，方毅来到中科院担任工作，他与另一位负责人李昌应邀到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住处谈话。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同志指示方毅与李昌：“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搞上去；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提出了新时期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方毅回到中科院后非常兴奋，他顶住巨大压力，重新整顿秩序，并站在正确的角度看待“两个凡是”，保护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
1977年6月20日到7月7日，由方毅主持召开的中科院工作会议，对全国科技战线拨乱反正起到带头作用。
会议的有些决定是在“极左”思潮尚未完全改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中科院学校政治部在科技人员中恢复了技术职称，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培养研究生的正确决定。
1977年9月中下旬，邓小平与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谈话时说：“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建议恢复高考，方毅改变国家命运
正当全国在积极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还出现了一件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那就是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之后，方毅主持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至1978年3月，方毅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科学大会，参会代表们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高瞻远瞩的建议，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与方毅的间接组织和推动下，“损失惨重”的中国科技事业日渐兴旺。
不仅如此，在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方毅带领着来自全国各地33位科技工作者与科学教育部门负责人举行的大讨论，提出了：建议中央决定恢复高考。
会上，以方毅为首的30多名科教人员希望当时的中央应该“大胆改革，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提议相当重视，把它纳入当年由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发表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这一消息发布对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好消息。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高考制度的恢复代表着中国迎来了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包括国家命运从此改变。
多年之后，许多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对方毅同志仍然感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方毅同志逐渐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关心国家的发展。
1997年10月17日，方毅因病逝世，享年81岁。
值得一提，在临终之际，方毅对家人强调：“国家的财产必须归还给国家，绝不能私占”。
他向中央管理局借来的一些家具，一件不少地归还给组织。
这就是方毅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正如他晚年自己题写的对联“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正是这样的方毅，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参与并见证了祖国高考与科学事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