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Dailin在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期间积累了两段在美国学校实地教学的经历。其中第一所学校是美国的“过渡高中”，其目标是帮助新移民学生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以及美国社会。在第一段教学经历中，作者体会到移民学生所面对的复杂情况。在语言不通之外，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学校中经历着连结与孤立，平衡着学习与工作。对于学生们而言，这所“边缘”的学校代表着他们认识中的“主流”；在这段教学中，作者也透过“非美国性”去理解美国。
引言
2022年的秋季学期，我在美国纽约的一所公立“过渡高中”，作为英语老师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实习。“过渡高中”，顾名思义，是帮助新移民学生来到新国家完成“过渡”的学校，因此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新移民学生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以及社会。
在这所学校的实习经历，像是我在美国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偏僻角落，进行的一次深潜。其中的观察与体会，是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所无法提供的。
我的硕士项目要求每个人在研二学年，前往公立学校做一整年的实习老师。在研二前的暑假，我一直在期待着自己会被分配到怎样的学校。当看到分配结果是一所过渡高中时，我非常兴奋。尽管在此之前我对美国K-12教育领域已经有一些了解和接触，但“过渡高中”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新名词。
当时我自认为，作为一个有着在不同国家间迁徙经验的教师，让学生顺利完成“过渡”或许并不困难。因此，从得到实习学校分配结果的那天起，我就盘算着如何带领学生反抗白人语境的霸权，如何引发我的学生关于去殖民化的思考。
美国洛杉矶学校里的移民学生
“情况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但当我开始在这个过渡高中工作后，我很快意识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第一堂课上，我向学生介绍了自己。当自我介绍结束后，我发现班上所有的学生都面面相觑，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希望我接下来能说一些他们能听得懂的英语。
第一节课结束后，我初步了解了学生们的英语水平：班上有一小半学生认不全26个字母，大部分学生无法用英语和别人沟通，只有零星几个学生可以用英语做简单的交谈。
在了解到他们的英语水平后，我迅速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并给课件上一些关键生词进行了翻译：每个词都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乌克兰语和汉语，也就是学生们所说的语言。
这样的做法当然能够帮助学生们学习，但他们在课堂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依然让我不知所措。我的学生会很经常地随意离开自己的座位，在教室里游荡，找自己的朋友们聊天；还会随时随地拿出手机，偶尔是用来翻译，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刷短视频。
作为对中美两国的学校都有一定了解的人来说，这种上课的状态还是让我很陌生。我找到一位在这所学校工作了9年的老师，想向她请教我哪里做错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你需要了解他们在来到这个学校之前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在每天放学后都需要做什么。”
“这一切都比认真听课更重要”
大部分新移民学生在来到美国的路上，都经历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性经历。他们大都独自前往美国，因此成功到达美国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地方住下、找地方打工、给故乡的亲人报平安并想办法让他们也来到美国......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比在课上认真听讲重要。
带着这样的认知，我完全调整了我的预期，以及与学生沟通的模式。我开始了解到，我的学生们基本都要在放学之后再打一份全职的工——作为高中生的他们，要同时兼顾全职学生和全职打工人的身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节奏中，他们能投入到学校学习和未来规划的时间少之又少。
对他们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短暂逃离繁忙又令人陌生的移民生活的乐园。在这里，他们能见到和自己年龄相仿、说着相同母语的、共享相似经历的伙伴，这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
这时我再去回看我实习之前所设定的目标：“带领我的学生反抗白人语境的霸权，引发我的学生关于去殖民化的思考”，这些内容忽然变得异常空洞。这些内容当然是重要的，但绝不是我的学生在这个时间段所关切的。
当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不切实际后，我进而把我的研究目标改为“了解在过渡时期的新移民学生会经历什么”，毕竟连实际情况都不了解，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带着这样的目标，我的目光更加聚焦。我了解到，美国教育系统如何让我的学生倍感陌生：在这所过渡高中里，很多学生等到来学校两三年之后，才搞清楚高中毕业的标准，即便在搞清楚之后，也很少有学生能从高中毕业。
在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眼里，“高中毕业”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于他们而言，除了能够和同龄人一起玩耍以外，这所学校是他们和美国这个国家接触的窗口。我曾经和一名来自洪都拉斯的学生聊天，他比班上的同学都大一些，所以同学们的打闹嬉戏并不能吸引他，“但我可以在学校里遇到一些我在饭馆打工时遇不到的人，比如你，这非常有意思。”在翻译软件的帮助下，他跟我说。
学校中的“主流与边缘”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由于语言、经济条件等多重限制，他们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接触很少，因此这所处在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学校成为了他们眼中的主流。在多次问卷和访谈后，我发现很多学生会把“美国”这一概念等同于“学校”，在他们眼里，学校以外的世界是一种临时且边缘状态，只有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才是相对主流的。
而学校的人员构成，以及学生与学校所建立的链接，能够决定学生对“美国”这一概念的态度。比如说，我的拉美学生通常认为“他们在美国适应得很好”，“美国很欢迎他们”，因为这所过渡高中里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拉美，很多老师也会说西班牙语；虽然等他们和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后，他们可能会发现，美国的生活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去适应，部分美国人也未必欢迎他们，但至少目前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系统。而我的乌克兰学生对美国的态度完全不同，她经常感到“被孤立”，因为她是全校唯一的乌克兰学生；如果她走出校园，她可能会遇到对她的经历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在学校里，她只能因为和别人因语言不通而“被孤立”。
在这所过渡高中里，当英语和美国白人文化不再是主流时，出现了新的“主流”和“边缘”，而这种主流vs边缘的分野不会被学生们共享的相对边缘的状态所消弭。这也解释了我第一天到学校遇到的一件事：一个外班的中国女孩冲到我的教室，兴奋地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当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脱口而出：“太好了，咱们可以说中文了，我听不懂西班牙语，不知道我的同学在说什么。”
语言与孤立；经历与连结
当然，尽管英语和美国白人文化在学校里看似不是主流，但是其在世界的地位还是在学校里处处被体现：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适应外界的生活。
尽管看似学生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之前接触英语的机会都不多，他们应该有着相似的英语学习体验。但实际上，学生所掌握的语言还是会决定他学习英语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他与主流社会接触的方式。在我刚刚开始接手这个班时，班上有三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学生，他们会说法语和Wolof（塞内加尔的一种本地语言），但他们平时只用法语交谈，因为班上还有一名会说法语的几内亚学生。
高中学生上课
正因如此，我曾经误认为塞内加尔的学生都会说法语，直到一位不会法语只会Wolof的塞内加尔学生来到了我的班。一开始我并未特别留意，但直到我在制作课件给生词做翻译时发现，翻译软件里并没有Wolof。在一番搜索之后，我找到一个“英语-Wolof”相互翻译的网站，那个网站能翻译的词不多，但好在我的学生们学习的内容比较基础，网站的词库能覆盖这些词汇。
第二天，当我给全班展示带有Wolof翻译的PPT时，塞内加尔的学生们都很兴奋，会说法语的学生也跑来问我是在哪里找到的翻译，其中还包括一位之前宣称自己只会法语不会Wolof的学生。
我找到Wolof翻译并放到PPT上的举动，当然代表着某种对学生所说的语言的认同，但我依然无力改变那位只会说Wolof的学生所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当他想去和不会说Wolof的人对话时，他无法借助翻译软件的实时翻译，因此他只能学习英语，而用Wolof写成的英语学习材料少之又少。
无法用翻译软件翻译Wolof的劣势还是逐渐显现了出来，这位只会说Wolof的学生只愿意与同样说Wolof的人交流。在其他说着不一样语言的学生逐渐开始尝试借助翻译软件进行交流时，他在学校里变得愈发沉默。
同样沉默的还有学校里的女生。开学几天后，我就发现学校内部男女比例极其失调，我的班上最开始只有一名乌克兰女生，到了学期中段又来了一名委内瑞拉女生。
我曾经找学校负责人询问过背后的原因，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只身一人来到美国，而来到美国的路途太艰险，年轻女性很可能在路上出意外。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因为女性在去美国的路上和抵达美国之后所面临的困难，她们更难站稳脚跟让其他家人过来，所以很多家庭出于现实考量，会选择让家里的男孩子先去美国。
因此，除了语言所带来的主流和边缘以外，性别比例也带来了新的主流和边缘。每个班的女生很容易会被当成全班男生的谈资。能听懂别人议论的女生有时会发起反击；如果听不懂，她们会自主选择站到更边缘的地方。就像那位觉得自己“被孤立”的乌克兰女生那样，从某一天起，她每天上课都会戴着帽衫的帽子，并坐到教室的角落里，偶尔会和班上的另外一名委内瑞拉女生交谈，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我能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虽然听不懂她的同学所说的语言，但她能听懂他们对她的议论。
尽管语言和性别的不同给这所本就处在边缘的学校划分出了新的主流和边缘，但学生们共享的移民的经历还是能让他们彼此产生连接。
学期末的最后一个单元，我给学生的任务是制作一个绘本，主题不限。虽然没有限制主题，但全班同学基本都选择讲述他们如何来到美国的故事。一位哥伦比亚学生主要描述了他和家人的离别，他在他的绘本里画下来所有来为他送别的人。一位危地马拉学生刻画了他乘坐大巴一路纵穿墨西哥来到美墨边境的经历，他在绘本的封面上，画下了一个大大的巴士。一位墨西哥学生讲述了他的家人在决定让他去美国之前发生的故事，“我被绑架了，这让我爸妈下定决心让我去美国”，他在绘本中写道。还有很多学生分享了他们在美墨边境的经历，“在被关了72天后，我被放出来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很开心”。就算有一天我忘记了所有学生的名字，我也依然会记得这句话。
足球课
就这样，在美国社会非常偏僻的一隅，在不被主流看到的角落里，我和我的学生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定义着、探索着何为主流和边缘。
在我结束实习前的最后一天，我在课上组织学生们玩了各种游戏。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当下课铃响起时，我的学生们向我道别，然后鱼贯而出。我本身心中还有些不舍，但转念一想，他们在人生中，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更为刻骨铭心的离别。
